2015-05-11 16:08
在 2014 年的“国际在线教育峰会”上，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做了一场名为“中国为什么要大力发展慕课”的主题演讲，但他并没有站在鲜花簇拥的讲台，而是出现在了会场上方的大屏幕上。
不能现场出席，是因为工作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汤敏觉得，这也是一次实验，与会人员都是参与在线教育领域的人员，“如果自己不能相信远程视频，那我们怎么能推动在线教育发展？ ”在他看来，2012 年，慕课（MOOC，即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2013 年是中国慕课元年，经过两年的发展，已有成百上千互联网教育和慕课公司成立，这将给中国教育带来一场革命。而这两年，他也因为“慕课的坚定拥护者和推行者”这一身份，为更多的公众所熟知。
慕课要“革”教育不公平的“命”在很多的教育论坛中，汤敏都会展示一张照片，上面的情景打动了很多人——内蒙古清水河贫困乡村学校的师生通过远程教学技术与人大附中的师生一同上课，无论是学生的衣着还是教室的环境，两方相差甚远，但却同样接受着中国最好的教育。
身为经济学博士，汤敏走上慕课之路，是因为关系着中国未来的教育公平问题。在他看来，与20 年前希望工程的“大眼睛姑娘”那个时代不同，现在贫困地区的教育硬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教室、课桌椅等都很容易做到公平，但是老师的问题是传统的教育不能解决的，因为不能把好老师分到各个学校去。”这正是慕课这种新的教育形式的机遇所在。
慕课（MOOC）是指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始于2006 年正式上线的可汗学院。2008年开始，一大批知名高校的教师成功地在全球各国大学主办了他们自己的大规模网络开放课程。作为中国较早的慕课践行者，汤敏多年坚持在欠发达地区推广慕课，还把这些实验集结成书，取名《慕课的革命》。
在线课程早已有之，慕课何以称为一场革命？汤敏说，“简单地把老师的课程拍下来放到网上，刚开始非常兴奋，但看着看着就看不下去了，太闷、太长。慕课是什么？把很多网络游戏的东西，揉进教育中，重新组成了远程教育2.0。它的特点是所有的课变成知识点，不是45 分钟、50 分钟一堂课，缩短为5 到10 分钟一堂课。其次，随堂考试，上完5 分钟课后马上考试，且要百分之百答对后才能进入下一个环节，跟游戏攻关一样。慕课的好处是，每个概念都学得扎扎实实，一步一步往前走。它有很多有趣的东西，使教育课程完全跟过去不一样。”
在汤敏看来，在中国，慕课首先要“革”的是教育不公平的“命”，他用自己的亲身试验进行了诠释。友成基金会正与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人大附中和中小学联盟网合作，把他们的课以慕课方式搬到18 个中西部省的贫困县的130 多所贫困乡的中学里去。只有一个方法：试
中国教育积弊已久，想要掀起一场“革命”显然并不容易。众多从事在线教育的人士发现，慕课所能提供的资源源源不断，已然足够，但改变这些地区的教育理念却仍需时日。有些地方会将计算机锁起来，怕弄坏了，这便造成了资源浪费，也拖后了贫困地区的教育改革。除此之外，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认知水平差异、技术鸿沟、数字鸿沟，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当优质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时，落后地区的受众会“消化不良”。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方法：试。
“我们开始把人大附中的课全部挂上去，确实有些不能接受。”汤敏说，他们发现，有些地方对于贫困地区基础不佳的学生来说太难，就把太难的部分挑出去，原来人大附中的课45 分钟，在慕课上可能就是30 分钟。他们还发现，只是放录像，课堂上就没有互动了，“我们就想办法，人大附中老师提问时，当地老师把录像关掉，让当地同学回答。这样就可以制造出一些互动。”
另一个在做的试验，是和NGO 阳光书屋合作的“电子书包”，率先把iPad 带进农村的教育。汤敏认为，贫困地区的学生面临的不仅是考大学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是没有接受到很好的计算机教育。城市的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用iPad 上课。但在农村，可能很大了还见不到计算机。把iPad 直接推到乡村学校去，把课本、把作业、甚至人大附中老师的讲课直接放在iPad 里，学生可以在这里看，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进度，这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经过不断的调整和摸索，使用慕课的学生成绩得到了明显改善：内蒙古清水河某小学，学生的数学成绩提高了20 多分；广西百色一所乡镇中学，学生成绩提高了40 分。
汤敏希望慕课能解决或改善三个问题：其一，惠及贫困地区，把最好的教师资源送到那里；其二，助力社会创新创业，通过慕课帮助二本三本或职业学校的院校提高教学质量；其三，走职业化技能操作路线，帮助农民实现互联网创业。尽管教育部规定所有大学要将创业作为必修课，但实际上大部分学生从来没有上过这种课，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老师，甚至是没有老师能讲就业。而慕课这一创新型的教育方式，则能够在北大邀请一批知名企业家来，在一百多个学校开课，录制并上传到网上共享资源。
汤敏认为，中国的慕课不能复制国外与非营利性机构的合作模式，而必须与企业合作，因为职业教育是慕课需求很大的领域。找优秀企业里的人才给学生上课，由企业提供大量实用的课程，才能培养出未来中国经济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与此同时，汤敏团队也在农村推动农村电商的培训和发展。“这个也是教育、这是成人教育。一个家庭一个家庭的做培训三天没有效果，我们要把别人是怎么做的，几百几千个案例一个个拍起来。我要卖土豆怎么做，怎么包装？怎么寄？怎么收钱？慕课可以大胆做这些。”在汤敏看来，如果能通过培训使更多的农村发展产业，通过电商的手段降低销售成本，就会减少农村人口外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相关社会问题。
如何能让慕课走得更远？尽管汤敏一直坚持在欠发达地区推行慕课，但他并不认为，慕课就应该走非营利方向。除了政府的支持，还需要更多有商业头脑和激励机制的互联网教育公司参与，“你交点儿钱，他赚大钱了，就会把它做得很好。慕课那么多捡钱的地方没人去捡，因为他们被慕课束缚了，认为慕课就应该是非营利的。”在国外，慕课自一出生即受到热捧，美国几大慕课平台的融资都在数千万美元以上。相比之下，中国虽已有不少慕课平台，但规模较小，市场与资本关注都相当有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的差距”，而现实仍然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数字鸿沟和技术鸿沟。根据统计，在巴基斯坦和埃及使用慕课网的人远远超过中国。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在中国大规模地推广慕课模式，仍然有很远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