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3-24 13:59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陈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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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这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经常用到的一个开场白。他说的，是一个乡村学校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共同完成课堂教学的故事;或者是，一位高职学生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上创业课程的故事。
从经济跨界教育的这些年来，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并践行着一个概念：慕课(MOOC)。它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简称，通过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课程的全程网络参与：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都可以上课、讨论、做作业、考试、拿到证书。
慕课风暴始于2011年秋，被誉为“印刷术发明以来教育最大的革新”，2013年被称为中国“慕课元年”。2015年初，汤敏出版了《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一书。作为国内较早关注慕课的学者，他全面阐述并践行着慕课理念。
还是2015年，他的慕课实践终于影响到政府决策，获得一个重大突破。11月18日，广西教育厅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区74个县(市)的148所农村中小学，开展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和人大附中共同发起的创新式教育扶贫项目“双师教学”项目试点。
汤敏总是面带微笑，戴着眼镜，温文尔雅。他是一位时刻观察、思考着的经济学家、教育学者;他还是拥有782万微博粉丝的“大V”，不时发表着自己对慕课、对经济、社会现象的看法，还会转发些冷笑话。
他的公益创业，正在改变着中国很多农村孩子的命运。大概没有什么比《慕课革命》一书的后记，更能说明他跨界的理由与初衷：“通过用经济学者的眼光，用扶贫专业的视角，用互联网的思维，在慕课中我看到许多能解决中国教育众多死结的希望，也看到了在这场悄悄的革命中，一个民族落后的危险。”
城乡老师的联合课堂
“4x2-10x-14”，一个因式被写在黑板上。特别的是，黑板左边是一块电子白板，播放着另一个课堂的录像。那里，穿着红白相间校服的学生们走上讲台，分解着同一个因式。校服后背，是四个大字：人大附中。
“好，人大附中同学开始做题了，我们试着与他们PK一下好吗?”数学老师覃海礼向台下学生们发出邀请。他笑容满面，地方口音稍显浓厚，把“附”字发成了“hu”音。很快，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走到黑板前，开始计算。
这是广西南宁市三里中学的一堂数学课。覃老师采用了“双师教学”法，即在课堂上适时播放人大附中数学课堂的录像，讲授一样的教学内容。于是，一位在远程的城市优秀老师，一位当地的乡村现场老师，配合着共同上课。
2015年12月7日下午，汤敏坐在这教室后方，专注地听着。他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色西装，皮鞋裂了点口子。他的行程异常紧张：上午刚在附近县城参加完另一个艺术教室项目的挂牌仪式，中午赶到三里中学，晚上还要返回南宁，为第二天参加广西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一次研讨会。
双师教学是友成基金会与人大附中合作的成果，自2013年秋季学期起试点，如今已扩展到了中西部22个省(区)的20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三里中学所在的上林县，距离南宁不过100多公里，但仍属国家级贫困县。
三里中学附近有一所小学，汤敏和同事们曾去调研。走进教室，看见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木桌子。他问同学们想要什么体育器材，孩子们回答，排球和足球。他有些感慨，对同事苗青说：“你看，就这些东西，对小孩子来说也是宝贝呢。”
他去了另一所河北赞皇的初中。老师告诉他， 刚入学的初一班上有些同学连九九乘法表都不会背。这些本该是在小学就掌握的内容，老师不得不在初中加班补上。如此种种，不断提醒着汤敏，在当下中国，教育差距几乎无处不在。
听课这一天，汤敏很兴奋。他看到，在黑板上做题的那位女生，第一步便将因式“4x2-10x-14”中的公因数2提取出来，正确地分解为“2(2x-7)(x+1)”。这是覃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过的方法。
随后播放的人大附中课堂视频中，也有一位人大附中学生如此解答，得到了数学老师的极力表扬。汤敏觉得，乡村学生一点也不比人大附中的孩子差。
“23分22秒、29分08秒、33分20秒”，这是覃海礼老师写在教学简案上的精确时间点。这一节课上，他选择这几个时间点播放视频。这些看似无意义的数字，是他前些天反复研究人大附中的授课视频后，根据项目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的。
“对人大附中的录像，我是看得越来越多，用得越来越少。”下课后，覃海礼告诉汤敏。汤敏又激动了，这正是他期待中的双师教学成果：不只教会学生，更在培训老师：“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课课示范、天天培训，它是对乡村教师进行了一次全程培训。”
试点第一学期结束时，友成基金会常青义教项目组统计了试点学校的期末成绩。他们惊喜地发现，大部分“双师教学”班级的平均数学成绩高于年级平均分。比如，内蒙古和林二中，年级平均分是39.5分，试点班则为59.7分;广西阳朔朝板山中学，年级平均分是56.6分，试点班的平均分则高达92.7分。
教育改变命运
汤敏曾是一位中学数学老师。1953年，他出生于北京;5岁时，随家人迁居广西南宁。高中毕业后，被挑选进入南宁师范学院短期培训班，随后被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他上的第一堂课，内容是有理数。他上得异常费劲，至今印象深刻：“备了好几个星期的课，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写了好多页纸，上完课时一头大汗。”他暗暗担心，一堂课就这么操心，以后天天上课，可怎么办?
那时，他有些心虚。中学时碰上文革，高中一年还在学工学农学军，几乎没怎么认真上过课。高中毕业后，他插队去了一个公社，后又抽调去修防洪堤，回来只在南宁师范学院学习了一个月。虽然说是“知识青年”，但他戏称自己是“无知识的青年”。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学校里有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汤敏就每天搬个凳子在他的班上听课，第二天轮到自己上课时，便模仿着讲。如此“偷师”，汤敏硬是听了一个多学期。
后来，他还成为数学教研组的副组长。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只要跟着好老师，哪怕只是模仿，也是一条捷径，“开始就走对一条路，会受益一辈子”——这也是他发起双师教学实验的信心所在。
双师教学模式的直接启发，来源于神十宇航员的一次“太空授课”。2013年6月，航天员王亚平从太空给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展示了单摆、陀螺，还用一个水球做出了一颗“红宝石”。
受此启发，汤敏开始筹划一个新型远程网络教育项目。他想将全国最好学校的课程，送到最差的那些乡村学校中去。当他把这个想法向一些教育人士咨询，得到的却是，“几乎所有做教育的人都不太相信这种办法有用。”
一位教育局官员甚至当着他的面说，“教育，还是校长来搞比较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在于，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人大附中与乡村学校，两端师生基础差距太大，不可能对接。
汤敏夫人左小蕾是个急性子，因此有些愠怒。汤敏却正好相反，耐心且温和，就连左小蕾也几乎从没见他生气过。他是这样说服对方的：“第一，我们得试。第二，我们相信，同样的学生，有好的老师会比差的老师要好。第三，不需要跟人大附中的学生比，我们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不就可以吗?”
汤敏几次找到同是国务院参事的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问能不能把老师的课拿到全国让大家都听。最终，刘校长同意合作。两人共同商定，选择教材版本更通用、更容易讲解且提升较快的数学课堂作为试点。
人大附中的数学课堂，让汤敏自己都受益颇丰。他当老师时，讲究“师道尊严”，要板着脸，不能和学生太亲近。人大附中的老师们，则亲切地俯下身，称呼学生为“孩子们”。第一堂课，人大附中老师讲的是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历史上的数学名人。这不在教纲里，是他们自己补充的。一位南宁退休教师因此感叹，他们当时想都不会这么想。
“他做这件事情，是要借助互联网技术来提高教育的劳动生产率，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左小蕾说。两人是武汉大学数学系同学，可以说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汤敏从南宁考入武汉大学，同时攻读数学和经济。
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当了5年中学教师的汤敏参加了高考。那时，广西市规定25岁以下考生才有资格报考，这意味着，这是汤敏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考上大学，这位中学教师的人生从此转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得国际金融与贸易、计量经济学博士。随后，他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2010年任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2011年4月，他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可以说，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身为经济学家的汤敏，一直对教育念念不忘。
早期的创业课程
2011年夏天，还在英国伦敦留学的女学生彭天，在一个地铁站出口见到了汤敏。他穿着简单的西装外套，朴素而正式。两人走到附近一家小小的中餐馆，只有四五个细长条沙发。汤敏出钱，请彭天吃了龙抄手和其他中式小吃。
汤敏向彭天提起“创业咖啡”的想法。他在美国参观创业大街，发现投资人和年轻学生们一起在咖啡馆里讨论创业。他还在广西师范大学参观过一家咖啡馆，学生自己集资创业，贫困的女学生担任服务员。但学校没有创业课程。
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年轻的汤敏也进行过小小的创业实验。那时候，图书馆杂志少，看的学生多，总是供不应求。他们一帮同学自己出钱，订《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再租借给学生，两分钱一天。他们甚至买了一台洗衣机，洗一桶衣服五分钱。
于是，他想将咖啡馆打造成创业孵化器——让咖啡馆里发生好的创业课程，分享给其他地方的咖啡馆。那时，大学里几乎没有创业课程。想创业的学生们，可以在咖啡馆里学习、商谈，将理想变为现实。
如果非要追根溯源，启发他的是原来在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发展基金会的工作经历。正值世界金融危机时，他参与了很多国际远程视频会，以传递、分享信息。在他看来，基于互联网的远程视频技术已非常成熟，潜力巨大。
他邀请彭天回国执行这个项目。理由有许多，其中一条带着“诱导”性，“你看，印度人普遍会说英语，能通过互联网分享最好的内容，多少年后，我们怎么和他们竞争?”
那时候，彭天不是太感兴趣。她本科在北京大学，课程资源应有尽有，很难想象其他高校的贫乏状况。不过，她被汤敏言语间流露出的紧迫感打动了：“他真的在为国家和下一代人的未来感到‘捉急’。”
第一次创业咖啡课程，启动于2011年10月。地点设在北京大学一间教室，连接上不同大学的咖啡馆。第二年，这个社团活动提升为北京大学承认的通选学分课——友成得到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章政副院长的支持，改造了一门原有课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养实验》。
友成请来的师资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教授;新东方的徐小平、王强;宜信公司的唐宁等等。期末考试时，学生们分组拿出自己设计的创业项目计划书，由学校请来当地的企业家评分。优秀者，可获得友成基金会提供的“社会企业创业实践种子基金”。
如今，已有约100所大学引入了这门课程，包括许多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的二类、三类本科和高职高专——那些彭天之前都不曾听说过的学校。
有一次，彭天为各地学生创业社团报销开支时发现，一所学校的海报打印费用明显高于其他学校。她追问，对方回答说，校园里只能打印A3黑白海报，如果要打印友成提供的A2彩色海报，要骑着摩托车到镇上去打印——这是她第一次对于创业课程在不发达地区的覆盖面有了认知。
2012年前后，汤敏开始关注“慕课”。那一年被《纽约时报》命名为“慕课元年”。由斯坦福大学两位教授创立的Coursera在线免费课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手的edX网络在线教学计划等，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慕课平台。
那时，创业咖啡课程已创办一年。不过，与高大上的世界慕课潮流不同，汤敏认为，中国慕课应该走另外一条路，即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解决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中国慕课应该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这也是他开办创业课程、试点双师教学的初衷之一。
“从汤老师身上，我能感觉到，在技术和意识无限开明的时代，我们确实可以求仁得仁。我们所追求的，确实有路径去实现或无限接近。”彭天说。她负责的创业咖啡，计划进一步扩展课程，将网店店主、微商店主等也邀请上讲台。
差距与公平
“假如印度10年后有几千万哈佛、麻省理工，或世界最好的职教慕课毕业生，我们怎么办?”这是汤敏总拿来说服旁人的口头禅、撒手锏之一。凡是谈到慕课，他言必拿印度这个体量、规模与中国相当的国家作比较。
汤敏曾看到哈佛大学edX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学生仅仅是印度学生的一半，拿到毕业证的只有印度的三分之一。在Coursera中，印度学生占比约为10%，仅次于美国学生比例。还有一位17岁的印度男孩阿莫尔·巴韦，因为在edX《电路与电子学》课程中的考试得分在前3%之列，被麻省理工学院破格录取。
他非常担心，在这一轮教育革命中，中国将被印度抛在后面。
从美国毕业后，汤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宗旨是通过发展援助帮助亚太地区发展中成员消除贫困，因此，他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
他曾负责孟加拉国工作，分析该国的经济、政策问题，提供政策建议。他看到，很多人家里只是一个草棚，没有床，没有炉子，就搭起一口锅。有铁皮屋顶的，算是比较富裕的家庭了。
孟加拉国还常有“罢工”，往往是示威游行、罢工罢市、打砸抢烧一起上。“看得多了，就会思考，如何不让自己的国家变得这么动荡、这么贫困?”
他也曾被中国农村的贫苦当头打了一棒。他在南宁市区长大，父母是知识分子，没怎么受过苦。直到插队时，才发现很多农民家里，除了床板、蚊帐、席子，没有什么家具。农活不忙时，只能喝玉米粥。粥喝不了多少，撒两泡尿后就没了，却还要连续干好几个小时的活。
偏偏，温和的他同时还是个倔强的人。一位与他一起插队、修防洪堤的同学至今记得，有一次，汤敏走路都摇摇晃晃，还坚持在堤上挑土。被连队指导员发现，押着去了卫生院，一查体温，40度。打完一瓶点滴后，他又回到大堤上。
到了武汉大学，汤敏第一次看到展示现代化社会的外国电影。启程去美国留学，他被洛杉矶机场里的厕所震撼了，“那时候中国的厕所都脏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干净、漂亮的厕所。”
整个前半生，他行走在美国、中国与孟加拉、越南等国之间。所见所闻越多，越发感到差距、平等这些词语的涵义。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他的博客中充满了创业、融资、通胀、中小企业等关键词;他还和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仿效孟加拉国穷人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在山西一个小山村搞起试点。
他也越来越坚信，一个国家的进步，核心在于教育。1998年，他因一封建言高校扩招的信被国家采纳，被称为“扩招之父”，从此介入教育问题，亦因此毁誉参半。最近5年，他以创业咖啡、双师教学等项目，正式跨界教育。
学者的“野心”
“听说，您打算支持基金会50万块钱?”12月8日下午，在广西南宁一处古色古香的办公室，汤敏与一位有意资助的企业家喝茶、商谈。他似乎不太适应这类对话，说到50万时，声音略微轻了一些。
这位企业家很年轻，发型吹得高高的。他一口答应下来，但提出了若干条件：共同冠名、挂牌、请政府相关部门背书等等。汤敏和同事苗青，仔细听着、略微点着头，大致了解后便起身告辞。
“我自己不太会去找钱。”汤敏笑着说自己不太会“忽悠”企业家。不过，在苗青看来，这天已经是汤老师很大的突破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说到具体数额，为此汤敏还曾向她抱怨，“怎么办?我总是不好意思跟人家张口要钱。”
目前，中国公益界常常还是“看眼泪资助”，捐助能亲眼所见的校舍、硬件比较容易，培训师资这种不可评估量化的事儿，很多人犹豫。还有企业家说，培训老师应该是国家的事情。汤敏总是回答：“大规模推广，一定是国家的事情。但前面这些试验、探索得由公益组织来做，所以，需要民间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
一旦捐助有戏了，他就开心地给下属发信息，“咱们有钱了!快来写方案!”
汤敏好说话，常有企业家们冲他和夫人左小蕾的名声而来。有人问企业困难怎么融资，有人想上市向他请教，还有人要规避风险。汤敏的原则通常是，先谈慕课，再说经济。
“我的强项是，有很多新的想法和主意，有能够融合各界的资源;但我不是执行管理型人才。”汤敏如此评价自己。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5年来，他从一个学者变成半个企业家、半个公益人，开始学会怎么把一个理想、乌托邦，慢慢变成一个现实。
他毕竟是一位经济学家，有着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天真。曾有同事提议，双师教学应该设置一些门槛，比如，项目学校也应该出一部分钱，或是请当地教委、企业家配套一些资金。汤敏很为难，表示反对，都是贫困县了，哪里还能让别人出钱?
双师教学项目推进时，汤敏曾雄心勃勃地提出“百校计划”“千校计划”，希望尽快达到成百上千个项目校。他想当然地以为，人大附中这么好的课程，老师们怎么可能不感兴趣呢?
事实上，由于缺乏激励机制，当地老师的参与度多少，还是靠本人自觉性。友成发放的一些教师账号，发现有一部分压根没有后台活动。这意味着，有一些当地老师，只是慕名跟风要去了账号，却没有真正使用。
汤敏承认自己过于理想主义，他立刻建议步子放缓，并开始考虑从学校和制度层面如何给老师以激励。后来，友成也启动了项目学校的淘汰机制，对那些参与度低的老师，将适时收回账号。
“他是个很讲理的人。”彭天说。如果实在做不到，他也不生气，“嘟个嘴巴”而已。
汤敏和友成，正在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常青义教计划，请城市退休高级教师送教下乡;电商扶贫培训计划，将慕课理念引入农村电商培训;教室艺术普及教育，探索在乡村地区运用慕课进行大规模艺术教育普及;电子书包项目，为乡村学生配发平板电脑，实现提前预习、上课讨论模式的翻转式课堂;千千树幼儿园，面向打工子女和农村儿童的优质、示范性、平价幼儿园……
他想做的还有更多。比如，办一个网上保姆学校，培训家政服务员;筹办一个网络大学，实现职业人的终身教育;他甚至还设想过与军队合作，给退伍转业军人提供创业培训。他也明白，目前的试点模式，与真正的慕课模式还有差距，需要再试验、再提升。
他颇有信心：“我心目中的教育理想状态是：第一，教育更公平;第二，教育更创新，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人才;第三，教育真正惠及所有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在互联网时代，教育能做很多原来做不了的事情。”★
汤敏
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武汉大学数学系毕业，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是最早关注并积极实践、推广慕课的学者。2015年初出版的《慕课革命：互联网如何变革教育?》，是国内唯一一本全方面介绍慕课的权威著作。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8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