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23 15:39
图: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际，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学生们举行5·12募捐活动，为灾区小朋友恢复正常的学习生活奉献一份爱心。
今天，5月12日。当一年前的汶川那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灾难发生后，“救灾”、“捐赠”成为中国人最关注的字眼。
在政府第一时间启动灾害应急体系之后，作为有效和重要的补充力量，无数的志愿者和民间NGO奔赴灾区，在救灾的各个领域开展工作。
“地震发生后，政府救了我们的命，而你们帮助我们更好地活下去。”一位灾区的群众这样评述灾后民间NGO与志愿者的工作。
一年过去了，在紧急救援之后，他们中的一部分留了下来，投入灾区的重建工作。据四川省有关方面估算，到目前为止，至少有六七十个民间NGO，依然留在灾区开展重建项目。
在这些仍在灾区开展项目的民间NGO中，虽然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不可否认，他们在救灾和重建工作中积极创新并走向成熟。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就是其中的一员。
事实上，地震发生后，大量的志愿者和NGO涌入灾区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干什么。
王小言就是这些群体中的一员。王小言现在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员工，地震发生后，作为奔赴灾区的上百万名志愿者之一，当地政府根本顾不上安排他工作，这种情况一直到王小言被友成基金会“收容”。
对此，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深有感触。震后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目睹大量救灾物资来不及发放，而如潮的民间组织和松散志愿者，却陷入焦虑混乱，不能及时地找到一个发挥作用的位置，政府方面也顾不过来。
王平立即着手创立一个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合作参与救灾的开放性协调平台，建立一个现场办公室，开始了志愿者的大集结。先后有来自全国的四十家NGO、470多位自发志愿者聚合其中，有秩序地根据需求进行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被称为“遵道志愿者联盟”。
有学者在研究此次救灾和重建中政府与民间NGO之间的良好合作时，认为灾后民间NGO主动联合政府谋求制度创新是一个突破。
在地震中诞生的NGO联合体——“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总协调人、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郭虹将民间NGO此次救灾中与政府的良好合作，归因于一开始NGO组织的自我定位准确。事实上，众多深入灾区一线的NGO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都能主动意识到是在配合政府，承担阶段性的任务。
“我们的工作原则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强调有序参与，主动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帮忙不添乱，拾遗补缺。我们还非常明确，在救灾中‘可以做什么’外，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郭虹告诉记者。
有了这个共识，民间NGO们的灾后重建工作开始有了创新的方向。
到了2008年7月，绵竹市成立了“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在抗震救灾中，这是首次由政府、企业和NGO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公共资源平台项目。
在应急救援中，如果说政府是心脏，拥有资源的NGO和企业是血液，那么协调性组织就是动静脉，一体联动生命机体才能平衡有力、长效运转。
“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负责人、友成基金会志愿者唐荣有多年志愿者服务经验，他明白“灾后重建是一场持久战，仅靠热情就会后劲不足”，如何理性地协调分配各种资源，让受灾群众能够最大化接受援助，就面临着制度创新的问题。
“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通过非政府的工作方式解决了政府很难解决的问题，广泛吸引了社会力量参与绵竹市的灾后重建。无论在救灾、恢复或重建的阶段，在实际运作中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记者了解，通过这个平台整合社会爱心资源，为灾区募捐、协调和匹配了价值5000多万元的物资。
2009年2月，绵竹市副市长罗登亮评价“灾后重建社会资源协调平台”在紧急救援中的贡献是“保证了受灾群众的生存权”，并且希望在灾后恢复发展阶段，友成能够引进扶贫项目、发挥对社会志愿者的组织作用，通过资源协调平台的项目支持，帮助保证受灾群众的“发展权”。
也就在2009年2月，友成基金会更进一步，通过“社协平台”和绵竹市政府一起，在绵竹推行“参与绵竹灾后重建公益组织联席会议机制”。
“联席会议”是组织、协调、通报、监督、倡导在绵竹公益组织工作的议事机构。在绵竹大约25家NGO中，有将近20家参加了今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中，绵竹市政府是主办方。政府资助了会议所需的场地和部分费用，政府也是灾后重建信息的主要提供者。
同时政府又是这些NGO的协调者而非管理者。这个“联席会议”本身不涉及政府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只是一个自愿协调的机制。对于参加了联席会议的NGO，一旦形成共识的话，都会在会后执行。
在3月的“联席会议”之后，NGO的代表们提出了要通过网络联系以加强日常沟通。2009年5月，绵竹市的NGO们和政府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上，来的NGO比第一次多了一些，并落实了通过网络定期交流的机制。
按照友成基金会制度设计者的规划，这个“联席会议”由成员单位轮值主持召开，要完善成员督导制度，要每个月初定期召开一次。
尽管“联席会议”并不完美，但确实是灾区NGO和政府不多见的制度创新。“社协平台”加“联席会议”开创了政府与NGO合作的新模式，其中关键是政府与NGO之间打开了平等沟通的友善之门。“这是非政府背景的NGO逐渐走向成熟和不断创新的重要标志之一。”有学者如是说。
事实上，这种由民间NGO创建多方协作机制、汇聚各方资源的成熟和创新仍在继续。
5月1日至12日，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应急专业志愿者长途演习启动，承载着驾驶、医疗搜救、无线电志愿者、城市广播、心理干预等专业志愿者的车队从北京出发，行程2500公里，沿途经过10省市，并在郑州、咸阳、什邡和绵竹四个地区进行大型应急演习、建立志愿服务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