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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看问题的基本视角 ——文运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益慈善精神(二)

 

【友成导读】

       文运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求真,而非道德说教;汉传佛教在形式上有外来因素,但在内容上与儒道高度一致;性善并非仅指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从心性层面讲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益慈善不仅是社会个体行为,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生命境界;改造和更新传统应当以理解和继承传统为前提,以免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

         作为传统文化爱好者,在此补充五点学习体会,供大家参考。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是求真,而非道德说教。

       传统文化中有种种道德观念,但这些道德观念并不是由谁编出来的,并不只是一种说教,而是建立在古人对真理的追求和认知的基础上的。

第二,汉传佛教在形式上有外来因素,但在内容上与儒道高度一致。

       佛教在汉代由印度传入中国,到隋唐时期形成八宗并立的汉传大乘佛教体系。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互相改造的过程。事实上,同期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并不只是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但最终融入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只有佛教。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佛教与一般的外来文化不同,它与儒道等本土传统文化思想高度一致。正是因为儒释道思想有内在的相通性,佛教才吸纳儒道因素,发展为汉传佛教;儒家才吸纳佛道因素,发展为理学;道家才吸纳佛道因素,发展为道教。

       儒家最宝贵的思想,在于培养人的责任心,也就是解决价值观问题。儒家告诉我们,人可以成为圣人,或者说大人。大人什么样呢?孔子在注解《易经》时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人可以兼备天、地之德,像天一样轻淸无私,可以胸怀天下,像地一样厚重堪忍,可以承载一切;人可以兼备日、月之明,像日光一样给万物带来温暖,像月光一样给万物带来清凉;人可以兼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序,进退自如;人可以像鬼神一样,洞悉吉凶,趋利避害。这样的人能够做到“以一人而奉天下”,将天下人都装进自己的心里,这就是圣人。

       道家最宝贵的思想在于培养人的智慧,也就是解决方法论问题。道家非常重视“无”的智慧。《道德经》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及我无身,吾有何患”。这就是说,“无”是万物的本源;“无为”才可以“无不为”,亦即放弃主观成见,遵循客观规律,才可以无所不成;“无身”才“无患”,亦即突破了对身体的执着,才不会有拖累。要能够做成事情(无不为),就要善于求道;要求道,就要善于做减法,突破自己的主观成见,正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佛法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慈悲和智慧。只有悲智双运,福慧具足,才能成佛。佛法讲的慈悲,要求普度一切众生,这与儒家“以一人奉天下”的价值追求,显然是一致的。佛法讲的智慧,要求破除我执,实现无我,这与道家“无为”“无身”等关于“无”的方法论,显然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佛教进入中国后,由儒入佛者、由道入佛者都很多,绝大多数汉传佛教祖师都精通儒道思想;反过来看,佛教的精神也被从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和高度充分挖掘出来,形成了汉传佛教的独特教理教义,与印度佛教以及南传佛教、藏传佛教有明显区别。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性善并非仅指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从心性层面讲的。

       性善,性恶,究竟哪个对?或许都对,因为大家讲的并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汉传佛教的教理,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讲的性善。

       当我们只关注心外之境,也就是心向外求的时候,人性经常会表现出恶的一面。外在的物一般都有零和冲突性,也就是说别人得到了,我们就得不到,反之亦然。对于符合自己心意的,要求多占,就是贪;对于不符合自己心意的,不断排斥,就是嗔。贪婪和排斥、占有和争夺,等等,都体现了人性的恶。因此,西方宗教讲原罪。

       当我们关注内心念头,也就是心向内求的时候,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是善恶混杂的。一个很善良的人,也会有很不高兴的时候,这时候内心闪现的念头有排斥、有愤怒,会体现恶的一面。一个很坏的人,也会有温情的时候,比如对着他的恋人、他的孩子,内心涌现的念头也会有爱恋、有付出,会体现善的一面。因此,荀子讲性恶,引导大家通过学习来约束自己的恶念;孟子讲性善,引导大家通过学习来发扬自己的善念。

       当我们关注内心的能知能觉本身,也就是发明心性的时候,每个人的能知能觉之性都是纯善的。比如,我们从5岁到50岁,同样是关于快乐,引发快乐的外物会有很大变化,过去可能是一块糖,现在则可能是名誉或金钱;内心快乐的念头也会有很大变化,过去可能很单纯,现在则要复杂得多;但是,能够知道自己快乐的那个能知能觉的心性却不会有任何变化。这个能知能觉的心性,含摄一切念头,能生一切念头而不自生,是纯善无恶的。因此,禅宗六祖惠能大师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能生万法”。

       或许,孟子、荀子讲性善、性恶时,是从内心念头善恶混杂的层次,各取一端,为己所用。但自隋唐汉传佛教兴起之后,性善就已经追溯到了心性的层次,这就不再是为我所用的权宜引导,而是揭示了人的心性真相。汉传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道精神,正是建立在对心性纯善的认识基础上的。

第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益慈善不仅是社会个体行为,更是一种治国理念和生命价值。

       有专家讲中国的公益慈善传统是比较缺乏的,传统文化的公益慈善理念是比较有局限性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公益慈善领域是比较狭隘的。如果以现代公益慈善的行为模式和理念作为衡量标准,或许,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公益慈善精神的本质,也就是利他精神上来,就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其丰富的利他精神,而且这种利他精神不仅仅局限在现代人所理解的社会个体的公益慈善行为上,还构成了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基本治理理念。《道德经》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求执政者完全以百姓为念;《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求执政者以德治国、爱护百姓、止于至善;《礼运》说,在大同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也就是说抚孤托幼、养老济贫乃至残疾人保障等公益慈善事业是个人和国家的共同责任。以公益慈善精神要求执政者,或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利他的公益慈善精神至少有三个层次:一是自利利他,这是对普通人的要求,就是追求自利利他相统一,不让公益慈善成为负担。因此,儒家主张“爱有差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大公无私”,而是强调普通人只能从自利利他做起。二是忘我利他,这是修养更高的人的追求,就是忘掉个人得失,功成而弗居。因此,墨家主张“兼爱”,这也并不是否定“爱有差等”,而是强调还有比“爱有差等”更高的利他境界。三是无我利他,这是最高的精神境界,就是彻底摆脱我执的束缚,永远利益众生。当然,这也就是佛菩萨、真人、圣人的境界。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利他的公益慈善精神既是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涵,也是生命终极价值的奥妙所在。

第五,改造和更新传统应当以理解和继承传统为前提,以免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祖先在这片资源并不丰厚、环境并不安宁的土地上,生存、发展五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自然灾害、无数次战争灾难,甚至政权也数次亡于外来入侵,但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却从未中断,无论是元朝的蒙古人还是清朝的满洲人都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在这样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面前,我们不应当忽视,也不应当轻视,而应当保持敬畏、景仰之心。否则,在没有文化继承的情况下高谈文化创新,在没有文化自信的情况下奢论文化借鉴,终将陷入夜郎自大、邯郸学步的困境。

       142年前,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出国,总共只有30人。此后,陆续又有一些人出国留学,直到建国前,数量可能不超过十万人(有统计说,自晚清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留学生一共只有14万人)。众所周知,这些留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对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8年以来,我们派出去的留学生在数量上已经比建国前多出十几倍(有统计说,1978年至2009年,我国出国留学136万人,回国37万人),但很遗憾,他们对中国的贡献远远不能与一百年前的留学生相提并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几乎没有可能。

       同样是出国留学,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为什么差距这么大?这个案例或许可以用邯郸学步来说明。一百年前,出国留学的人绝大多数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步法,因此,他们到国外,自觉地寻找、也在相当程度上找到了能够弥补当时中国不足的新东西,从而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就是说借鉴邯郸的步法提高了自己的步法。一百年后,我们送出国的孩子并没有传统文化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学会自己的步法,因此,他们出国后,就只能全盘接受国外文化的影响,回国之后自然发挥不了一百年前的留学生所曾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当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深刻理解之后,内心就有了一个选择标杆,从而就能够学到西方文化中处在这个标杆之上的先进内容,进而就有可能回应时代需求,将中国文化  推向新的高度。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缺乏理解和继承,内心就没有文化上的选择标杆,从而就很难学到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东西,热衷的、学到的反而往往正是西方文化中低层次的、和感官欲望相连的那些东西。

       因此,在今天这个时代,无论是公益慈善,还是文化创新,都不应该忽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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