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02 14:59
儒学的核心价值应该在全球文化视野中考量、反思 “仁”的民族认同和世界意义。
——杜维明
我在30多年与世界顶级人文学者的沟通对话中，对儒家哲学经历了反思、深入、丰富、发扬的过程。哈佛大学的思想碰撞告诉我：一定要把儒家哲学放到轴心文明的视野中研究。
我从1954年（14岁）开始接触儒学，1962年从东海大学到哈佛大学时，虽然内心基本认同儒学，但总是抱着开放的心态。我本就不是为捍卫儒家传统而认同儒家，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事实上任何伟大的传统都有其阴暗面。
很幸运的是，在哈佛大学我有机会和美国顶级的人文学者及社会科学家探讨儒学。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叫帕森思，他把韦伯的现代化理论带到了美国，我上他的《宗教社会学》的课程，他提到韦伯对儒家的解释：儒家认同这个社会，从而接受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就很容易和现实权威结合，故在抗议精神、转化世界的力度上无法和新教伦理相比。我听了感觉很不安，就在他的办公时间去和他讨论。我说：儒家认同人伦社会，但同时又能够转化这个社会，具有抗议的精神。
两天后的大课上，他说：我要修正上次对儒家的说法，杜维明同学与我交谈后，我觉得也许韦伯视儒家认同现实政治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可能是在认同的基础上还要转化。他问我：“能否说儒家是要社会保持和谐，但和谐并不是完全接受它的游戏规则。”我说这一点我赞成。我也很受震撼：感觉儒家思想定能被更多人接受。
通过他，我结识了研究轴心文明的顶级学者贝拉，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比较学的史密斯，又认识了比较文化学的学者艾森斯塔德，他是研究轴心文明如何转化出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和他们交流以后，我意识到要了解儒学就要放在全球文化发展的视野中，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轴心文明中。公元前600年到1000年，世界上出现了几大文明——犹太教（以及后来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南亚的兴都教和佛教，在中国有儒家和道家。它们彼此之间曾有相互碰撞交互，但主要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取代或消灭另一种文明，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显示出多元、海纳百川的气概。
1948年，雅斯贝尔斯将那个时代称为人类的轴心文明，并指出，人类文明2000多年至今，仍受到四个典范人物的影响：苏格拉底、孔子、耶稣和释迦摩尼，今天还应加上穆罕默德。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好像和他们关系不大，但是他们影响了我们人类的精神文明。儒家文明是四大文明的一部分，轴心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儒家思想，这是不可质疑的。
“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对西方完全是学生的态度，导致对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1966年，我通过哈佛博士口试以后，回到东海大学教《文化认同与社会变迁》，讲Identity的问题。这是当时哈佛大学重要的心理分析学家艾里克森提出来，是我首次把它翻成“认同”，现在有些社会学家翻成“身份”。无论身份或认同，都涉及文化心理，我们有认同自己文明的核心价值的欲望和需要。世界上文明由古至今延绵不断的，只有中国文明，这方面我相信是因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的历史意识特别强，这源于慎终追远的历史记忆，比如，孔子的诞辰日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就是有考证的。其他几个文明创始人的生日比如佛祖和耶稣都无法考订。
有如此源远流长的历史记忆，理应变成一种凝聚力极强的文化认同。但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成为一个变化极快但集体记忆极难保存的民族。我们都患了“集体健忘症”，忘却乃至主动地不再记忆。特别是“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人、知识人，自觉地消解我们的文化，不仅消解，还自觉地破坏、摧残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有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
“五四”反传统，我为何又要说我是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呢？从事儒学研究的大多数都不认同“五四”，但“五四”的抗议精神对我很重要。我认为真正鼓舞“五四”青年做出激烈反应的是儒家的文化中国理念——救亡图存变成每个人的关怀。
“五四”时期，本来应同时解决四个问题——融于民族文化心理中最关键的核心价值、批判传统中阴暗面、吸收最优越的外来文化、批判外来文化中的糟粕。但我们患了矫枉过正的毛病，四个问题本来是四位一体，却把整体的问题简化成面和线乃至于点的问题，认为古今中西是绝然对立的观念。这样就把儒家所代表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一谈到儒家就是一个等级社会、男性中心主义、小农经济、封建、专制，没有任何创造力；而谈到西方就是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所以，西方是我们学习的对象，而我们则一无是处。
胡适那代知识分子，对美国完全是学生的态度。冯友兰80岁后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致辞说：“成为杜威的学生，是我一生中最高的荣誉。”相形之下，我和哈佛教授的关系是朋友，最多是师友之间。
正因为我们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弘扬的没有弘扬，健康的儒家传统没有传承下来；而对自己传统的全盘否定，也决定了从西方所引进时态度的粗暴——并非最优秀的部分被引进了。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人对儒家文化的信念全部崩溃，儒家的核心价值在中国人心理都沉沦到下意识层面去了。
“仁”所倡导的自我修炼、同情他人、人伦日用的常道、与万物一体，是人类面向21世纪的重要价值。通过与西方的交流，我发现一定要了解儒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如果是仁，在全球多元文明中如何理解和体现？
儒家经典《论语》里“仁”就出现了109次，说明其重要性。这109次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回应何为仁的问题，简单的解释是爱人，深入的解释是孔子回答颜渊问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1966年，我首篇英文论文就是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与这个很相关。
孔子认为他最好的学生颜渊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仁的最佳典范，原因在于他有丰富的精神力量。颜渊“不迁怒不贰过”，怒的对象离开了后他就不怒了；他犯了错，绝对不再犯。更重要的，颜渊“三月不违仁”。在儒家看来，仁就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孟子说“仁者人也”，真正的人就是有仁德的人。儒家传统对人的理解不采取定义的方式：不是理性的动物，不是会用工具的动物，或说有语言能力的动物，而是孟子所言的四端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理由。颜渊能够在三个月之内体现人的最光辉的价值，体现“仁”的恻隐之情，其他学生可能维持一个月，普通人大概只能维持几个小时。
不过，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能体现仁的光辉，也就是同情心的显露，良知的发现。
孔子认为，这种同情心并非随时随地都能充分体现，因为我们不是现实的圣人，更不是慈悲化身的佛。但人性的光辉每个人都可以体现，所以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学做人，这是永恒的过程，是和其他的动物最大的不同。因为这是内在的体现，孔子讲“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古之学者为己”，学习的初衷应该是为了自己，非父母、社会、国家、世界，就是为培养、训练自己的人格。
但为己的“己”，在儒家里绝对不是一个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从中心点来讲是人的尊严、独立性；从关系网络来看，就是人的社会性。今天大多学者认为儒家是没有主体性观点的，基督教的主体性可建构信仰，佛教的主体性可建构人人皆可成佛。而儒家只有社会性。我认为，儒家的社会性基于主体性，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建构在主体的必要性之上。“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是两面，一是能够转化或者说超越自己；二是能回到礼——人与人之间文明礼貌的世界，这两面合起来是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一个人一日克己复礼以后，天下就朝着回归仁的方向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处对我有启发，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础，一个人的仁是天下仁的基础。简单讲，只要任何一个人能体仁，天下的仁就多一些；只要一个人不行仁，天下的仁就少一些。任何一个人都有能表现人性光辉的权利和义务，所有人的人性光辉都可以因为一个人的努力而发扬。
你可以是一无所有的人，也可以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一无所有的人能存活下去就是尊严，有极大影响的人只要把他的小部分资源分给大家，大家就获利。越有影响力、掌握社会资源的人，越应该对社会负责任。所以，儒家的道德说教都是针对精英的。对百姓而言，第一需要安全，第二需要基本的生活，只有在生活富裕的前提下，然后可以教，即可体现道德价值。
所以从儒家来讲，政治目标很直接很现实但也有深刻的哲理：为社会安排一个安全、生活过得去的环境，然后让大家发挥道德潜力，立己立人，既成全自己又服务社会。这样看来，“仁”所代表的作为人性的光辉，是内在价值，只要“要”就可以得到，外在的价值的“要”，需要很多自己不能掌握的条件才能得到，但仁的“要”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认为在儒家人文精神的语境中，“仁”的价值应该是所有其他价值的基础，乃至其他价值的前提，这是儒家思想的一贯之道。比如说基督教，保罗的基督教有三大价值：信仰、希望、爱。保罗选了“爱”为核心，保罗认为没有爱，信仰、希望就没有价值；当然很多基督徒选择信仰作为核心。
与此相比，让我们来看儒家伦理。没有仁，义可能变成苛律，无人情可言；没有仁，礼是形式主义；没有仁，勇是匹夫之勇；没有仁，智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没有仁，信是虚伪的。忠孝悌温良恭俭让，也都是以仁为基础。以孝而言，曾子的父亲有暴力倾向，拿大棍子打他，他不跑，孔子非常生气。如打伤了，父亲会受到各种谴责，岂不陷父于不义中？所以说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推而广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在不同环境中，都要尽量遵守角色的要求。君君臣臣，前面是现实的君，后面是理想的君，或说君的规范，这样，社会才能和谐，人人各得其所。
以此理解父子之间不是权威关系，孟子讲的五伦都不是单向的控制：君臣有义，君仁臣忠，父子有亲，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男女有别。因此，五伦的关系都是双轨的。我曾严厉批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但是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认同儒家的“三纲”，我开始不接受。
后来再读汉代的《白虎通义》。了解到这是法家的韩非子最先提出，儒家后来修改，到了董仲舒取阴阳之道，得出“三纲”。法家称“三者逆，天下乱”，儒家使用时变了，“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强调君要真正像君。1993年郭店出土的文物中鲁穆公问子思子“何为忠臣”，他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每天批评你的才是忠臣。这种双轨的关系，与一般理解的权威控制大不相同。
阴阳代表两种力量，一种力量叫乾，创造力和发展型，另外一种是坤，凝聚力和接纳性。在任何社会、任何情况这两种力量都可以互补并互相转化，比如，你的老板无论男性或女性，都是阳；你若20岁，父亲40多岁，他是阳你是阴，但你50岁，父亲70、80岁，父亲就从阳变成阴，你就从阴变成阳。社会要能够融合，需要创造力——乾；个人之间关系能和谐，需要凝聚力——坤。
值得注意的是，“仁”这个观念，到了宋明儒学有了飞跃——从心理学范畴扩展到社会学范畴，之后又推己及人，更重要的是扩展到宇宙的仁德，充满了生态环保意识。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中庸》讲“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你如果能体现人性，就是体现了物性，就真正参加了宇宙大化的创造，是共同创造者；因为我是创造者，所以在宇宙大化中间不只是一个观察者、欣赏者。
不过，同时意味着人可能成为一个最可怕的破坏者，“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以人要发展责任感，不仅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还要对天地万物。这个观念到了宋代程颢非常清晰，他的《识仁篇》里面谈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程颢进一步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西方的萨特、海德格尔与此不同，他们认为人是被丢弃到这个世界，因而感到孤独、痛苦，所以要创造“存在”价值来反对社会的枷锁，人必须在焦虑中做出选择才有意义。张载却说乾是我的父，坤是我的母，我虽然渺小，在里面却感到很安全、很自在。人能够引导天地创造力的发展，我的人性也就在这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伴侣，不应随意摧残，随便利用；天下残孤之人，都是我们之中不幸的同胞，需要我们照顾。
不过，儒家的仁不是兼爱，不是慈悲，是有差等的爱，对最亲近的人强，对其他人弱，而且要推己及人，是动态的。荀子讲人的发展，万物皆有气，到植物才有生命，到动物才有知觉，但只有人才有义，我们通过演化，从气到生，到知、到义，所以我们是扎根在整个宇宙大化之中。而这种演化，也看到人的99.99%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但它有0.01%是人之所以成人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四端。而四端中的恻隐之心让我们与其他人、动物、植物、山河大地都连贯而成一个伟大的有机体。
这套思想，有很深刻的含义，它可成为21世纪人的自我认识必须有的核心价值。面对当今的被严重破坏的地球环境，作为一个教徒，我可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选做佛教徒，等待彼岸；选做基督徒，等待天国。但是儒家思想中，做人就不应离开人世间，而必须对自己、社会、环境理解并负责。
儒家与世界的交流对话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已经有了，假如没有利玛窦当年把儒家的重要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再通过拉丁文翻成法文、德文在西方各国流传，我想，西方的启蒙思潮绝不是现在历史记载所呈现的状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伏尔泰，他对基督教神学做了批评，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魁纳和狄德罗，都认同儒家思想，伏尔泰本人还写了小说《赵氏孤儿》。
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学之父”，但他的自我认同是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所写的《道德情操论》，其中的细致和全面在中国学术界至今无人能超越。但有趣的是，在西方哲学家中，康德却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太满意，从而发展出他自己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哲学体系；但值得一提的是，尼采曾说康德是“从哥尼斯堡走来的伟大中国人”。
儒家有三个面相，道、学、政。道就是今天讨论的核心价值这样的基础理论；学是学术研究，它要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学术体系；政则是经世致用，所谓的“政治儒学”。三者之间的线索在哪里呢？儒家认为人是全面的，是有感情，有社会参与、有政治关怀、有宗教追求、有美感，同时有历史意识的动物。所以《诗经》探讨有感情的人，《礼记》研究作为社会的人，《尚书》解析作为政治的人，《春秋》注重历史存在，《易经》探究永恒的价值意义和哲学意义，人的各个相面都在讨论。
康德讲人的道德实践时就对人的情没有信心，而且是怀疑，所以要靠一种最严格的理性去对抗。严格来说，康德没有类似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亚当·斯密讲心性之学，但和儒家所讲的身心之学、精神磨炼有所不同，但其中有能够对话的空间。我很喜欢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综合来发展，而且除了各种不同文明对话之外，还要开展科学和宗教的对话，现代和传统的对话。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向前走，不能像西方的学者那样批评启蒙、放弃启蒙，而还是要深刻地学习启蒙，但我们学的方向又和五四以来那些学者很不同。要有一种批判的理解，可以和他们进行一种健康的对话。
因为要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看儒家的核心价值，所以2018年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期待能在北京召开。
2013年在雅典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首次承认中文是官方的合法语言，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都成为讨论议题。希望到2018年时，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人文传统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共识，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哲学家一起探讨：人类如何共同面对当前生存困境？如何实现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如何成全个人身心的整合，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胸怀？如何实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持久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希望注重公平、同情、责任、礼让和社会和谐的儒家传统能为世界提供一些可以与自由、民主、理性、权利、法治、个人尊严的欧美文化进行互动的深层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