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12-02 14:44
3全球一体与文明对话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重构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所以离不开全球化。而全球化必然引发全球文明对话。
章开沅：是的，世界早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区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经成为无可阻挡的总趋势。孙中山曾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顺逆之间，何去何从？明智之士，一眼可知。其实，孙中山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看得很清楚，他认为被压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复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更难能可贵的是，孙中山高瞻远瞩的天才预见，已经为当今亚洲乃至世界一切国家之间的重大纷争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思路——正确处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过时至今日，“恢复从前失去的民族主义”，对多数国家与地区来说已经不再是头等大事，反而是民族主义的过度“发扬光大”，加深了世界各国的冲突与纷争；少数发达国家更是假借世界主义之名推行霸权主义之实，任意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毁损。我们要小心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抬头。
诚然，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正当、合法的国家利益理应受到必要的尊重与维护；但是毋庸置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也客观存在，更何况许多国家的利益之争乃是历史的负面遗产，“剪不断，理还乱”，很难在一两代人之间化解。然而，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超越国界的严重人类公害，却等不及一两代人的拖延。所有国家的政府及人民必须迅速联合起来，共同磋商，解决分歧。用费孝通的话讲，只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有实现“天下大同”的可能。
陈才俊：全球化是极限的时代。在有限的自然与生态环境中，无限大的现在意味着无限小的未来，一部分人无限大的获取意味着另一部分人无限小的留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增长、政治对抗、人性施恶这三者纠结所产生的恶果已经遍及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您的话说，人类正在毁坏自己生存的环境，从而也有可能最终毁灭自己。
章开沅：因此，用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对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时代使命。我多次强调：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绝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用以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我们要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一并清除以自己和国家为中心、本国利益凌驾于地区和全世界利益之上的霸权主义的思想基础。
我常说，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们不应该过度悲观，更没有理由绝望，而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类文明在恶化的同时也正在进化，而进化正是出于对恶化的清醒认识。就现今世界的严酷现实而言，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浪费已经成为全球一体化的最大公害，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都不能置身其外。只有通过全球一体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进与化解之法。我把这些人类共同利害关系比喻为“最大公约数”，它们是人类最好的老师，也是人类的最大凝聚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认真考虑如何正确处理人类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长期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才能有助于人类公害的去除与人类公利的谋求。
陈才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P. Huntington，1927—2008）曾预测，“冷战”结束之后，人类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差异，“文明的冲突”将成为主宰全球格局及其走向的核心问题。他在1997年末撰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又补充强调：“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应该说，文明对话才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出路。
章开沅：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放大到极致，而忽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融合。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文明进行交流。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枯萎和衰败，交流与对话才会带来民族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如今，全球化的总趋势与大洪流愈益凸显国际合作的必要性，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离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就不能达到相互理解，就难以消除彼此矛盾，甚至可能导致重大冲突。加强文明对话，将是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
陈才俊：人类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文明之间显然存在差异性。东西方只有加强文明自觉，放弃文明征服，达成文明共识，才能共建人类未来文明。
章开沅：以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不断有效更新，长期持续发展，正在于他们具有很强的文化自觉意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强势地位，难免产生自我膨胀，并形成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不少西方人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西方文化的特征、价值或理想具有广泛的普适性。
但近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也有许多人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进行理性反思，理性审视自己文化的缺陷与危机。特别是进入21世纪，西方学术界的这种反思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他们不仅重视从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而且进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义，从“他者”的立场出发反观自身，求得对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不断在东方文化中发现智慧，获得启迪，并试图融合东方文化精神于西方文化基础，以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
陈才俊：与此同时，一些中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自觉认识与恰当定位同样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文化自觉来达至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
章开沅：我们需要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地域上看，中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虽然是长期比较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同时，中国又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汉族文化虽然处于主导地位，但长期兼收并蓄，已吸收蕴涵了许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国文化的因素与影响。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古国之一，历经沧桑，活力犹存，其漫长的发展诸阶段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儒学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对民族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它在不同阶段又与墨、法、道、佛诸家碰撞融会，形成儒学本身的深化与流变。及至近代以来，情况更为复杂，中学与西学既相冲突又相融合，既有进化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传入，也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流派的输进。这些不同类型的外来思想都曾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摄在中华文化之中。因此，时至今日，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纯粹的、一成不变的中国传统文化了。
所以，我们只有认真地、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并且比较研究西方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才有可能寻获某些切合实际的路径，通过文化自觉达至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
4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
陈才俊：人类自从有能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时候，便开始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追求一些人类普适的价值。古往今来，大量东西方先哲圣贤一直在探寻、构筑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比如在中国，孔子两千多年前就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并成为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到了近代，孙中山再次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
章开沅：孙中山设计的走向世界大同之路，虽然过分强调以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稍显偏颇；但他把问题的症结归结到人的自我完善，特别是建立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个思想至今仍可以沿用。需要修正的是，应该把中国的固有道德，扩大到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构建的基础。但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必须立足于当前的世情与国情，而最主要的则是对于整个人类命运的关心与责任。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改造环境并且在改造中完善自己的历史。如果说，是人类的第一次觉醒，在发现世界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终于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工业文明；那么，当前这个绚丽多彩而又充满问题的现代社会，又必然会出现人类的第二次觉醒，重新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
陈才俊：方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以人权至上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念，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章开沅：普世价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平等、公平、正义等内容是现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所普遍赞同的，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趋势。但这里我们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普世价值与其他文明的对话。“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明似乎在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冲突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一时呈现出主导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趋向。于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西方文明优越论”一度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语境中，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一种预设：世界文明发展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而调整文明发展方向的指示性标志便是普世价值。所以，在世界各文明交往中开始流行一种所谓的“普世价值—文明转型”对话模式。这是一种教化式的对话模式。
普世价值观推崇人权至上，对于弱势文明短板缺陷的自我暴露与自我反省，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普世价值观倡导文明转型，要求弱势文明国家按照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进行政治改革，否则，便利用强大的舆论、经济乃至军事力量迫其改变。这种强迫往往引发弱势文明国家的内乱，危害世界和平，对于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共同发展起到颇为消极的作用。所以，一些人想在全世界推广建立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但不同文明之间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其前景并不乐观。
中国自古就有以“和而不同”的理念来对待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这种“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对话模式，显然具有相当浓厚的“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和颇为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特性。任何一种文明的产生和成长，必然有其根本内在动力；不同的内在动力则培养出不同特质的核心价值。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若遭到破坏，必然会伤及其原始内在动力，乃至导致该文明的消失。因此，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展开充分的对话，才能共同扩展视野，实现自我更新。
陈才俊：2012年11月，中国正式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确立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应该说，这是1949年以来比较鲜明地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定位。
章开沅：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表现为该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寻求国家的价值内核，实现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国民的精神家园。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者国家，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的缺失。没有核心价值观，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让国家社会迷失。一个民族的进步，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国家的强盛，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当然，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代表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则取决于它是否立足于人类普世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普世价值。
陈才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具有全球视域、中国视域、当代视域，应该具有时代意义。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既立足于全球视域，又在内容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价值观的基础和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肯定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
章开沅：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应当坚持三个原则：
一是要相信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热一直在此消彼长，出现两种现象：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全盘否定。这都不是健康的态度。健康的态度应该是用一种强势的、超越的姿态对待传统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现代化服务。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自信。
二是要承认传统文化的多元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被视为只有一个源头，而应是多元的，既有中原文化，也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我对“炎黄”问题有不同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只谈炎帝、黄帝，不能只尊重中原文化的老祖宗，因为这是一种纯汉族的立场。谈来谈去只谈“炎黄”，兄弟民族就有被孤立之感。而且黄帝本是传说，没有地下考古发掘文献作为依据。历史不能夸大，尤其是不能把“炎黄”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
三是要认识传统文化的变迁性。传统文化是流变的。例如，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文化与定于一尊的秦汉文化就不一样;魏晋南北朝时期、明清之际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则又有不同。所以，我们不能用凝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一讲传统文化就是“四书五经”。海外“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今天再讲传统文化，应该把五四运动以来的马克思主义都包括在内。我认为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观点。
陈才俊： 您觉得中国将要建立的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究竟有何特征?
章开沅：近代以来，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而应该是择善而从、兼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的开拓与创造。
今日之中国，应该以更坚定的自信与更宏伟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独特素质的丧失。中国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应该更开放地让世界走进中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世界价值体系的重建与人类文明的重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掌握话语权，并切实参与其中。
陈才俊：请您对人类文明的重构做一点预测。
章开沅：不好说成是预测。池田大作曾经问我：“对21世纪以及22世纪的世界有何畅想?”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对于未来，我既不悲观，更非绝望。在我近九十年的人生当中，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军事战争；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寻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不畏艰难险阻，对世界贫困地区进行救助；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热心的环保志愿者，并为此终身奉献；同时，我还看到以公益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日趋成熟，并逐渐跨越国界，深惠于民。这些就是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文明重构的最终希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