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成基金会、社会价值投资联盟专家 李人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副研究员
一、社会价值对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理论现实意义
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福祉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价值的实现只有建立在满足和改善社会福利的社会价值基础之上，才是真实和有意义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在发展过程中，社会与经济发展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社会发展，而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同时改善整体人口的社会福利，也就毫无意义。
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飞速发展和制度与社会改革滞后所造成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初期，为打破意识形态束缚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GDP主义确实造就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其历史功绩不能抹煞。但我们也应看到，进入到21世纪后，由于发展意识形态的偏差和价值缺失所产生的负效应也日益凸现。只看经济单一指标、单向度的畸形经济增长造成了社会价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其所产生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环境成本等已被人们所认识；社会和政治改革滞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扭曲和结构失衡越加明显和突出。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国民。这不仅使得已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大打折扣，也使得改革与发展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从一个“超常规”经济增长，单向度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的阶段向一个寻求发展质量，社会公正公平、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新常态”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市场化产生的本位主义、个体主义及其负面结果十分明显，尤其是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缺失和道德伦理失守,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处于一种缺乏共同价值粘合和社会价值底线的境地。社会价值缺失所形成的无价值、无幸福感的发展，无道德感的生活，无意义感的生存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突出矛盾。
回归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与建构和谐社会，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政府政策主导和社会共识。十八大明确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提倡社会价值对于扭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公正、不稳定、不可持续问题，对于凝聚发展改革的共识，重塑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伦理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恢复社会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
社会价值的提出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体的建构，有助于促进社会建设进程，有助于促进治理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转型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从转型的社会生态结构特点去寻找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不仅是对社会经济主体性的控制，更是构造了一种有单位有组织而无社会自主性的社会形态。社会价值的被忽视和缺失，是与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的结构性缺失有紧密的关联的。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发展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建构社会主体性和自主性，形成企业、政府和社会三方共治协作的良性治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发展主体价值选择和社会福祉目标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偏向和行政主导产生的一系列发展扭曲问题。
中国转型与发展采取的是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者说双轨制的方式，一方面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另一方面同时保持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稳定。伴随着改革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诉求，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日益高涨。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与分化，社会和制度改革的滞后和价值缺失所造成的发展扭曲和社会不公，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突出矛盾。政府主导的GDP主义下的经济发展逻辑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和民生诉求的社会发展逻辑产生巨大的冲突是造成社会冲突不稳定的核心所在。为此，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也相应地在技术上调整了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采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社会保障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缓解这种内在的制度性张力和矛盾。但由于基础性制度构造的原因和市场力量的强大，资本和权力逻辑在发展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策效果甚微。究其根源就在于发展主体的社会维度缺失。
在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改革放开的主要是经济主体，而不是社会主体，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只是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社会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社会，造就了多种所有制下的经济主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由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经济发展并没有促成和造就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制度结构。这就使得在原有制度结构下，不同社会成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并不具有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体身份来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中，他们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所担负的社会成本和所享受到的发展成果也并不相同。社会制度改革滞后的制度性不公正，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仅被发展了而且其效果还被放大了。这种制度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被掩盖了，而没有得到有效地修正和改变。
进入到21世纪，这种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民众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公共服务短缺、司法不公、政府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不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冲突。但我们不仅没有很好地反思原有的制度性缺陷并且进行大胆有效的社会政治和政府改革，反而运用暴力行政方式维稳。这就使得经济与社会价值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一方面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促进加入世贸组织，进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进一步通过维稳，收紧和压制社会政治文化改革的诉求。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网络和新生代社会的崛起，中国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计划专制体制的全能控制，？这种发展的制度性扭曲和结构性的紧张在21世纪改革后期不仅没有得到的缓解和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十年是经济发展最迅猛最好的时期，也是社会冲突矛盾和社会最不满最不稳定的时期。”其深层次根源就在于我们上层建筑结构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有所改革，十八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笔者看来，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开启社会改革的步伐，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社会，回归到社会主导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问题。需要寻求在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机制解决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经济偏向和行政主导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回归到社会价值人民基本福祉需求的满足和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才能维护好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三、社会价值理论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具有重大理论指导和实践价值
以社会价值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是对解决当前世界共同面临的扭曲发展现象的重要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
扭曲发展并非中国独有，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匮乏共存，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未能保障经济进步使整体人口受益。这种现象往往被称为扭曲发展。拉丁美洲的发展陷阱或者说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在于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相应程度的社会发展。扭曲发展不但体现在贫困、匮乏、健康水平低和住房不良等方面，也表现在许多人口群体被排除在充分参与发展之外，无法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它还体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因为其发展努力只能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这些资源所获得的财富数量可观，但往往不能给当地人或更广大的社会带来多少好处。更为糟糕的是，过度经济开发和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环境永久性的破坏，从而使未来若干代人的福祉陷入危险境地。
扭曲发展的经济社会和平衡发展的经济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欧洲发达国家，如奥地利、瑞典和瑞士等享有当今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原因不仅在于其经济成就，也在于其为促进社会发展而做出的系统性努力。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哥斯达黎加、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扭曲发展也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因为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保证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做出了系统的努力。为此，在二战以后国际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福利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需要通过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来解决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脱节问题。”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以图达成各种社会政策的和谐。虽然其他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化途径——如慈善活动、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管理等——与经济发展皆有关联，但都不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发展过程中以动态的或有目的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目标达成和谐。社会发展与其他促进社会福利的途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强调发展，同时强调全民性与宏观聚焦。”
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只有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社会方案才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社会发展途径不但能顾及更为广泛的经济现实，而且能积极促进发展。其关注的焦点是发展，以及社会性干预如何与发展目标相和谐”。“社会发展理论超越了过去主宰社会福利思路的那些残留性和制度性途径。残留性途径建议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对人口中最为贫穷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制度性途径则主张国家应该广泛地介入社会福利的方方面面。虽然这两种途径就社会福利的资源配置而提出政策性建议的方式有区别，但两者都导致社会性干预，而干预行为是经济活动的附属物，这两种途径为了筹资都要被动地依赖经济活动。两者都不关注社会福利资源的生成方式，也不关注经济逆境期间所出现的财政问题。”
“许多人就在10年前还认为市场力量的复苏会解决社会问题，但现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简单性解决办法已不再充满信心。人们现在认识到，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政府、社区和个人采取协同行动，全球性社会需求只有通过直接针对福利问题的务实政策和项目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发展是一个促进人类福利的途径，既能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也能解决扭曲发展问题。许多国家当今所面临的繁荣与匮乏共存状况唯有通过融合经济与社会目标的途径才可得到疗治。工业化国家持久而大幅度存在的贫困集中现象也只有通过经济与社会综合措施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样，如果社会措施的运作独立于经济性解决方案，第三世界普遍的贫困与富裕共存现象也无法得到疗治。”
社会发展是一种能对当前社会问题做出有效反应的社会福利途径。在这里所谓的“社会福利”是指一种社会状况，而不是指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所搞的慈善活动，或者政府所提供的官方援助。社会福利（或社会福祉）状况应包括三个要素。第一，社会问题得到控制的程度；第二，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第三，改善机会得到提供的程度。社会发展是全方位的、国际范围的、跨学科的、跨部门的和跨区域的，其目标是“创造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与全人类进步的人道性社会。”
社会价值发展理论源于已有社会发展理论，但是其相对于社会发展理论更具有时代特征和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是内生于中国发展实践需求的理论。具体来讲它是对原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价值理论将价值创造作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的核心，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福利改善找到了关节点，强调了社会价值在发展中的优先次序和主动主导地位，强调了社会主体在社会价值选择和判断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社会价值将社会创新作为社会价值产生的核心手段，明确和解决了社会福利改善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法问题。
第三、社会价值理论强调了信息化对于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强调了跨界合作中的组织治理结构变化对于社会创新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作用。
第四、社会价值理论强调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投资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发挥社会主体性、自主性的作用。强调了要运用投资的理念指导社会价值的实践，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实现公益价值，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
第五、社会价值理论强调社会投资在社会创新创业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元合作，强调了金融和社会投资的匹配性，强调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社会选择与评价机制。
第六、社会价值实现是凝聚改革共识的粘结剂，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发展实践和行动的指南；社会创新是实现社会价值和创新发展，是建设创新国家实现改革与发展双轮驱动的核心。
总之，社会价值不仅是理论，更是工具和方法；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和行动；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国际的；不仅是传统的，更是创新的。
四、社会价值投资是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单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合作和共享共建才能实现转型发展的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
提倡社会价值是转型社会重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价值是实现社会整合、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手段；是扭转社会投资方向和评价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营造和谐社会和统筹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金字塔形的贵族社会结构向橄榄形中间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并不是计划经济下,扁平的无自由无活力的专制计划社会,也不是再造一个经济社会财富金字塔形的精英社会,而是一个建立平等、自由和公民参与共享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导的大众公民社会。中国发展的困难在于巨大的人口规模所造成的发展转型过程的激励、稳定和均衡的平衡问题。解决中国发展与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机制，使得个体价值是通过满足社会价值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肢解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来实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得到社会价值的引导和评判，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系列问题。
提倡社会价值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属性、公共道德和公共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它集中体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社会文化需求和公共服务上。在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离与扭曲问题。要通过有意识的价值倡导和价值选择判断，寻求有效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来规避解决由于转型期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本身所带来的资源耗散和无效，通过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中国有效资源满足巨大人口规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需求的问题。中国已有的历史发展经验如解放后的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保障系统，有效地抑制了公共卫生和预防等问题，大大提供了中国的人均人口寿命。它表明人民的福祉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与财富和公共服务分配与服务制度惠及程度密切相关的。改革后经济水平的发展，并没有把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提高到相应的高度。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行为使得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准和社会公平保障程度，不仅没有得到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反而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过度的市场化分工和专业化，而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结构中，并没有形成合作互补的格局，而形成了一种仅仅追求各自利益诉求的相互竞争零和博弈；大大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社会福祉实现，造成了社会价值缺失和整体福利损失。因此，提倡社会价值投资是转型社会重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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