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8 13:07
英文原文：Closing the Pioneer Gap
编译：余昌柔、吴映瑾、郑全智、林以涵
编按：此文由Sasha Dichter、Robert Katz、Harvey Koh、及Ashish Karamchandani以第一人称共同撰写。Sasha Dichter为聪明人基金会（Acumen Fund）首席创新总监，从事影响力、领导力、及业务发展相关工作，他也是慈善事业和社会变革的部落客。 Robert Katz为史丹佛经济学博士候选人，在这之前他是聪明人基金会的知识管理者，领导聪明人基金公司案件及社会影响力产业研究。 Harvey Koh是孟买Monitor集团合夥人与Ｍonitor Inclusive Markets印度分部的领袖，专注于低收入户房屋及清洁饮用水计划。 Ashish Karamchandani是孟买Ｍonitor集团合夥人，在领导印度Monitor谘询公司七年后创造了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催生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市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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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的关注及金额日渐增加，但许多打击贫穷的社会企业创业家们仍然认为很难筹措资金，特别是企业刚起步的阶段。
相较印度孟买、 新德里、钦奈等大城市近几年在经济上的快速成长，比哈尔邦都难以望其项背。其经济活动率（注一）是所有印度城市最低（其人均国民所得为美元430元）；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乡镇无法提供电力；甚至有许多城市因过度偏远而被政府归为传统输电网无法到达的地区，导致百万人口生活在黑暗与贫穷之中。
Gyanesh Pandey、Ratnesh Yadav 与 Manoj Sinha 认为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于是当2005年全球生产再生能源的成本降低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让比哈尔邦创造印度经济奇迹的机会。他们尝试使用了各种再生能源，最终认定稻谷最为适合。哈尔邦是印度的稻城，稻米采收后剩下的谷殻不仅非常多，普遍上也被认为是无用的产品。这组团队相信他们可以为这七千多万位住在印度主要发电系统外的人创造一个可信任、可再生、且便宜的电能，于是研发了小巧且低成本的稻谷发电器。
2007年这三位社会创业家用自己的钱所盖的第一个工厂不大，仅可供应30到35千瓦的电力，需要使用三个发电机来维持每天八小时的运作，运用低压电源线与竹竿的连串，提供偏远村庄约四百户人家电力。这种提供电源的模式极有经济利益，因此团队认为这种小规模的设计可能是提供印度农村电力的关键。
虽然这项发明前景看似很好，但团队三人的银行存款几乎全部耗尽在建造这个工厂上。他们拿着手上的商业企划书，在2007年参加并赢得了美国德州大学、弗吉尼亚大学以及麻省理工大学所办的三个不同的商业企划比赛，且嬴得九万七千五百元美元的奬金。团队利用这笔奬金建造他们的第二个发电工厂、付给员工工资、并继续他们的研究及开发。
三位创业家也开始寻找他们公司 ─ Husk Power System的潜在投资者。虽然有些投资者对他们公司有兴趣，大部份还是认为此事业体才刚起步就投资太冒险，公司因此遇到瓶颈。三位创业家将个人存款与竞赛奬金共约十七万美元，投入公司让两个工厂得以运作，也提供将近八百位比哈尔邦顾客无污染且便宜的电力。虽然如此，他们仍无法募集到拓展事业所需要的资金。
Husk的故事并不是唯一。有很多其他想提供贫穷地区重要产品服务的公司面临着相同的考验。尽管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不断的增加、社会影响力基金也得到了数十亿美元的挹注，但是对于像Pandey、Yadav、和 Sinha这样的创业家们来说，筹备创业所需的资金时仍然相当困难。慈善捐款与奬金只能勉强打平种子期的支出，却不够维持公司的持续运作；此外，很少的投资者愿意投资像是Husk一样的早期公司。
虽然很多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很在乎社会影响力，他们的主要目标终究是投资有所报酬。虽然公司的社会责任重大，而且市场需求高，社会企业 ─ 如本文提到的Husk ─ 还是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简陃的基础设施、经济能力有限的消费者、难以吸引有才干的主管以及还不存在的供应链。这些困难代表着额外的成本以及投资风险，而且投资者很难有机会在公司起步初期就能获取和公司的高风险成本相衬的高投资报酬，进而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
因此，大部份的投资者，就算在乎社会影响力，还是选择不投资此类的公司，或是选择当公司执行风险降低、风险可进一步辨识之后才开始投资。这样的投资标准，让像是Husk这种新创公司在筹备资金时变得很困难，而这也将阻碍市场成长，让穷人无法使用能让他们生活舒适的高品质产品及服务。
Husk故事的很多地方，让我们想起早期的微型信贷：一位社会企业家（尤努斯）愿意跳脱传统思维，以试验性的市场模式（贷款而不是慈善），为贫穷人士服务（孟加拉的女性）。我们很容易忘记微型信贷曾是多么革命性的发明，以及这个今日能为许多贫穷人士提升生活品质的产业，从只有想法到成为全球性产业所花费的金钱与时间。
创业家、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以及所有相信企业化运作可以改善贫穷问题的有志之士，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微型贷款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其他重要领域如：饮用水、电力、卫生设备、农业、健康、住宿及教育上？
社会影响力投资正夯？
市场上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趣与其活动正蓬勃成长中。2010年开始，许多主要发展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是规划了自家的社会影响力投资方案，就是加速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2011年，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网路与Ｊ.P.Morgan发表了一篇报告预估2012年社会影响力投资金额趋近四十亿美元，并会在十年内持续增加至一兆美元。经济学人杂志报导2012年The Giving Pledge年会─一个许多与会的亿万富翁都誓言将捐出一半以上的财产作公益的场合中，社会影响力投资是最热门的话题；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报告也肯定J.P.Morgan对于影响力投资的商机逾兆的说法。这些预测或许过度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如同微型信贷一样让人有无限想像空间。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前景是无庸置疑的，但我们认为，为穷人服务的包容性公司（注二）所面临的困难，与由一些崭新且积极的基金及金融机构所擘画的愿景是存在断层的，而且这个断层正不断的扩大中。此断层产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定义上的问题。显然地，当瑞士信贷与J.P.Morgan提到一兆美元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时，他们用的是最广泛的定义。许多现在被认定是“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资本，大多是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较为传统的企业（例如房地产、大型基础设施、购物商场和铝工厂），一个已经流行数十年的趋势，现在只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强劲成长而蓬勃。另外像是目前绿能投资的巨大成长，也被归类于社会影响力投资。根据2012年McKinsey & Co.的报告，未来十年内，光太阳能发电就可望获得近一亿两千万美元的投资，反观其中只有一小部份投资像是Husk这种以低收入消费者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企业。
以广义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为定义，其实在各方面来说都较为正确，因为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有机会为社会创造正面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广泛定义也说明了大部份基金，包括那些宣称要打败贫穷的，省略了较艰难、较长期、经济上较无利可图，却可以直接帮助贫穷的投资，反而转向其他较为简单、短时间有获利能力且符合大众需求的投资。
时下只有少部份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愿意冒高风险投资，而收取中低的年报酬报酬率。这项发现很惊人，尤其是看到全球风险投资行业的实际纪录。根据Kauffman基金会近期针对一百家风险投资基金所投资两亿五千万美元之投资报酬率研究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基金绩效超越平均市场报酬报酬率。总归而言，大部份风险基金的投资在扣除支出费用后都无法保本。如果Kauffman的调查具代表性的话，那就表示平均来说，风险投资无法充分补偿这些投资者所要承受的高风险与低流动率。不管如何，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标准是，市场总报酬率必须达到每年十到十五个百分比以上。
回归现实面
为了了解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与那些直接投资于着手解决社会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关于世界贫穷议题的公司投资者的分类与区别，我们在Bill & Melinda Gates 基金会资助下进行了一项研究计划。此研究主要是想要了解低收入社会市场的早期企业家有哪些资金来源、造成筹资困难的原因、以及与他们要如何扩展新公司使之成长。
我们首先挑选Monitor集团里的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所研究过的七百间位于印度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接着研究社会影响力市场全面性的发展，主要透过研究基金来了解投资方法与技巧。再深度研究聪明人基金位于71个在印度、巴基斯坦、东非与西非的公司的77亿美元投资组合。
我们翻阅了各种数据，包括聪明人基金投资组合里详细的社会、营运及财务表现资料，以及奬金及补贴的资本来源。根据这些初步资料，我们与超过六十位行业专家，包括投资者、创业家、决策者及捐赠者进行深度面谈以验证我们的预测及初步调查结果。由于我们拥有聪明人基金所有的文献资料，因此可以对二十间公司进行深度的调查。这也是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首度提供投资组合数据给外部组织分析。
创建包容性企业
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是，创造一个像是Husk这样的公司是很困难的，难度远高于创造传统的企业。这些社会企业家是真正的开拓者，他们不仅想要提供低收入消费者新的产品及服务，也想用正确的方式改变他们长久的习惯。此外，这些创业家们还要克服基础设施差、不发达的价值链，及只有少数训练有素的劳力种种创业上的困难。结果是，耗资费时，增加许多需要时间跟金钱克服的障碍。
对Husk来说，光是建造一个可用米糠发电的小型发电厂就已经够难了。如果要把该创新的产品正式用于商业行为，该公司需找到长期米糠提供者、许多可串电线的竹竿串联村庄里每间房屋、制造电度表及消费者付费系统供无信贷纪录的顾客使用、更要创造稻壳发电大学，来教导运作发电厂需要的机械师、工程师、及操作师。相对于成立于成熟市场的新电力公司，只需要建造电厂或改名沿用旧电厂就可以开始营运，Husk需要建造垂直生产系统，来运作所有采购原料、制造电力、输送电力、到收取资金等事宜。这中间每个环节对Husk的商业可行性都很重要，但同时也为他们的商业企划实践增加了更多金钱支出及难度。以投资者的角度，这就代表他们需要更多资金及运作风险，而报酬率却未提高。因为Husk的百万名消费者，他们的资金支付能力有限。
先锋距离
为了更加了解Husk公司的演变，我们必须了解新创企业四个阶段性发展的过程：蓝图、验证、筹备、与扩张 （请参考企业成长步骤表格）。首先，创业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与公司创业计划。这样的初期蓝图提供公司有机会打破现状并解决现今社会面临的大问题。社会企业家继而把这些想法付诸于市场调查，并将此整合在一个经过多次测试、重整继而通过的企业计划书，从中了解哪些商品及服务可行，及消费者愿意付出且利润足以让公司正常运作下去的价格。下一步，公司需规划内部成长（如巩固管理团队、董事会、治理及操作系统）及外部成长（如刺激消费者对公司产品需求及建立有效销售管道），惟有如此公司才能有效扩张。
研究中最惊人的发现是，只有少数社会影响力投资者有意愿投资这些以解决贫穷为目的的公司─尤其是在初始创建阶段，此限像被称之为“先锋距离”。我们发现，八十四项投资于非洲的基金中，只有六个提供创建资金给早期公司。这种投资现象在访问接近三十位社会影响力投资者后再次被证实：这些基金与顾问绝大部份都强烈倾向投资较晚期发展的公司─也就是那些在商业可行性被测试后、以及市场状况已准备好让公司茁壮发展的组织。
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在概念方面，投资者始终认为任何运用投资工具的经济动作都要达到市场报酬率，却始终没有标准认定报酬率要来自哪一个市场报酬。第二是结构性问题，大部份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资金还仰赖于传统的基金结构，并期待着传统回馈方式。因此，资助机构虽然想让投资者瞭解创造丰厚的经济回馈，同时也能创造社会影响力。不过在实践时，外部投资首先考虑到的几乎都是经济报酬率。
我们研究发现，即便很多公司都具有正向的社会影响力及投资报酬愿景，但那些直接服务贫穷的公司大都活动在不太可能有大量外部投资回馈的环境里。例如，在Husk，建立生产线每个环节的花费可能永远无法回馈给投资者，但如果没有Husk公司或是其他人来分担这些费用，这个公司就永远不会成长，数百万的比哈尔邦居民都会继续居住在没有电力的城市。
单就经济的观点来说，不想在Husk早期发展阶段就投资是可以理解的。社会企业早期的发展所遇到的困难是很复杂的。除了有传统新创公司将面临的挑战，还需面对艰困的经营环境，也无法满足潜在投资者在一定的时间（五到七年）内看到丰厚经济回馈的要求。但就社会影响的观点，以上看法完全不适用。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为了要让像Husk这样的公司成长的。虽然说跟五年前比，现在有更多投资公司愿意提供资金给社会企业，但大部份都是提供较晚期的公司。
了解这些限制之后，早期社会企业会去找其它可以提供资金的管道，例如补助金。我们的分析显示，大部份的社会企业─不管是在聪明人基金的资料里，或是Monitor探测之公司─都曾在早期创建时得到补助金支援。在聪明人基金所登记的七十一个企业里，有六十七家在蓝图、验证、及准备阶段得到了补助金的帮助。这些补助金支付了这些为贫穷服务的公司拓展市场时的花费。
Husk是一个运用补助金于公司早期创建最佳的例子。三位创办人Pandey、Yadav、与Sinha一起勾划为比哈尔邦提供电力的蓝图，但他们有限的金钱只能支援公司通过验证的阶段。2008年，带着两个运作中的发电系统，Husk团队与Simon Desjardins，Shell Foundation能源计划负责人正式会面。Desjardins的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里杰出的企业，把现代能源带去低收入区域，而Husk看起来跟他的需求相当吻合。
幸运的是，Desjardins并不是一个传统的计划官员、Shell也不是一个传统的组织。Desjardins并不是简单的提供资金给Husk，好让他们提供电力给更多村庄，而是问了Husk一个不一样的问题：补助金该如何帮助Husk，让他们公司对其他投资者产生吸引力？Desjardins与Husk团队便开始找寻投资者投资Husk的诱因。他们同意，投资者希望团队建造更多的工厂、降低每个工厂的成本、展现他们建盖工厂的能力、并用更迅速有力的方式让更多消费者愿意买单。
因此Shell的补助金也要求Husk达成很多营运上的目标。第一份补助金要求Husk在六个月内增加三个工厂并达到稳定平衡的标准。这比他们原本盖工厂的速度快上许多。接下来的补助金要求公司递减建造工厂所需的花费、构思专有的支付系统、建造地区性小型发电厂、创造并实施健康、安全、环境安全管理、及建造 Husk能源大学。Shell给了Husk两百三十万美元，并要求他们在2008年到2011年达成这些目标。
除了Shell 补助金以外，Husk也受益于印度政府再生能源部的新政策。此新政策提供资金给提供偏远村庄电力的公司。这份资金大大减轻Husk建造工厂的付现成本，更帮助了各个工厂在有限的时间里达到要求的盈利能力。
同时，在2007年到2009年间，Husk积极持续地与聪明人基金以及其他可能投资者的对话。在2008年后期，Husk带着他们创建的十个工厂，在几乎完成Shell所要求的早期目标后，终于做好要吸引更多社会影响力投资者的准备。公司规模虽然还小，只有十个工厂与几千户人家，距离到达利润阶段还有一段差距，风险还是很高。不过，Husk已有足够的纪录可以吸引由聪明人基金所主导、LGT公益创投、竹材金融、及徳丰杰投资等共同参与之一百六十五万美元的试产阶段投资方案。
自2009年，Husk从十间工厂扩增至七十五间工厂，并迈向开创更多工厂的道路上。计划性补助金、良好执行力公共补贴方案、及投资者的资金都帮助Husk完成了它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
企业慈善
Husk早期成长需要结合包括创始者资金、不同阶段里程碑的目标补助金、公共补贴及以社会影响力为主的投资者愿意赌在一间有前途与希望的年轻公司才能成功。在聪明人基金资料里，我们看到许多最成功的公司都走着相似路线。公司须平衡多位股份持有人的要求，并寻找有创意的方式来吸引不同阶段里不同种类的资本。（参考下表“成功创造企业奬金”。）
表格：成功创造企业奖金
一个公司早期成长最重要的资源来自于“企业慈善”。Shell基金会已为企业慈善做了最好的说明。它主要是提供补助金及持续性、第一手的帮助，让公司从蓝图阶段成长至验证阶段。这些企业慈善家不只愿意提供补助金，也愿意花时间与金钱辅导这些社会企业早期的成长。如此一来，也可缩短所谓的先锋距离。
然而不是所有的补助金都可以算是企业慈善。一个成功的企业补助金要能加速社会企业成长，并帮助它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资金。企业慈善不同于传统的补助金在于它有四个明显的特征：一致的目标、精准的盈利主张、清楚的渐进式里程碑以及要能在新商业模式反覆循环中坚持下去（请参见以下“企业慈善的四P指标”）。
企业慈善的四P指标
一致目标：
所有投资新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有一致的目标，但这不是通则。2007年时，聪明人基金在巴基斯坦投资了一个有潜力的微型信贷企业FMIA， 这是第一间与Aga阿迦汗微型信贷机构及盖茨基金会合作的微型信贷机构。这三者看似拥有相同目标，实际上在步调上却不够一致，以致于无法创造成功企业的典 范。盖茨基金会着眼于公司的快速扩张而不在于经济效益；阿迦汗主要提供有品质的保险给地区性客户，这样冲突的目标，让公司即便得知喀拉蚩看似更有愿景，想 要重新调整目标时更加困难。最终，公司歇业，后来被New Jubilee（一个大型保险公司）收购。FMIA三个金主在目标上无法达成共识，是让该公司无法独立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盈利主张：
补助金对草创企业及创造市场的庞大支出的助益是有其重要性，但是运用补助金直接补贴消费者的终端产品价格时，将会破坏公司长期运作的可行性。就 Husk的例子而言，Shell基金会的补助金从来不会直接补贴消费者的电力价格；甚至连印度政府提供的补助资金，都是被运用来缩短各工厂个别达到损益平 衡的时间。也因此，Hsuk必须制定一个可以涵盖所有工厂运作支出与运作等预期成本的价格。
渐进式里程碑：
企业慈善可以运用渐进式里程碑的方式帮助公司从蓝图阶段成长到预定阶段。在Husk，Shell基金会的补助金分成四个阶段提供，在获得下 一份补助金前，公司需要提出达到既定里程碑的成绩。当然，随时都要能精确地执行完成目标并不那么容易，Husk也曾经多次几乎将资金用完。但是目标的达成 度绝对是说服第一批投资者的必要表现。
坚持：
要在任何市场中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是非常困难的事。当初微型信贷在能维持经济独立并创造利润之前，也耗费了很多年及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既然这样，许多 社会影响力投资者怎么能希望他们投资的公司在两三年内就达到损益平衡及获得利润呢？要创造一种市场机制，提供从来不曾存在的产品以及服务给消费者的挑战， 就是时间拉得很长。因此，投资者及创业家必须找出的答案是，如何透过检视必要的进展，来确认一个创新的方案有机会成为帮助千万人且能自给自足的公司。
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补助金成功以及失败的例子。当补助金失败时，通常是因为提供资金者、投资者、及公司的目标不一致；或是补助金无法帮助公司达成利润主张。提供企业补助金在执行上有其困难，因此，它需要前述同床异梦的关键角色（赠与者、企业家及投资者）在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及成功管理补助金。
因此，对于大部份的慈善家不擅长提供企业补助金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企业补助金与传统慈善运作模式刚好相反。以Shell为例，补助金可以用于建立地区性人才库、建造电度表系统以及以往开发中国家电力公司所不愿耗资建立，价值链中的安全标准与运作模式。虽然Shell了解这些目标性补助金可能的催化影响，大部份补助金提供者不愿意给没有直接改善村民生活的公司提供补助金。
先锋落差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资金需求和开创帮助低收入消费者公司所要面临的经济现实一直存在着落差。投资这种公司的风险太高，持续性经济报酬报酬率却太低。
然而，慈善及其他包括公共补贴的补助金，在弭平此落差的过程中扮演着着重要角色。Husk的例子告诉我们，补助金直接资助公司辅以政府补助政策，能在不扭曲终端居民低廉电力价格的情况下，加速公司的成长。
究竟企业慈善能不能成长到足以满足社会企业的需求？这才是更大的问题。光靠慈善企业补助金是很难达成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需要第一线协助与高度的参与，与传统补助金不同，这是大部份补助金提供者难以理解的地方，也无法想像直接挹注数十亿至数百亿美元的企业慈善金到某产业。因此，企业慈善的挑战不只在于有无慈善款、慈善家的心态要调整，更是整个企业慈善的制度都要通盘改变，要能直接让产业与公司进行密切合作，一步步迈向全球化。这样的愿景有可能实现，却需要很大胆的改变。
另一个可以解决先锋落差的方法是，增加风险报酬承担能力、以及与偏远落后市场中新创社会企业相符的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资本供应。先不管社会影响力投资产业的矫饰，面谈结果让我们确信大部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早期公司。说实话，他们又为什么要呢？大部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都是由预期每年有十到十五个百分比的报酬率的有限责任合夥人所资助报酬。即便有些高风险、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机会的早期社会企业可以有这种程度的报酬率，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大部份的此类型社企没有本钱吸引投资者投资。
因此，明确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创造或募集更多要求稳健报酬率，如每年五个百分点或更低报酬酬率的投资基金。这些基金，不管是投资的资本或是慈善金，都是以极大化社会报酬为目标，同时也达到经济报酬率的低标。这种趋势与现今“追求投资报酬率至上，社会影响力目标及格就好”的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运作模式完全不同。
这会是什么样的基金呢？最简单且最具吸引力的模式是让有限责任合夥人为社会影响力制定更严格明确的目标，同时间也提供资本给能够达到社会影响力目标且拥有稳定投资报酬率的投资基金。要这个模式得以运作，主要机构的投资审议委员会（多数是公共资金资助的政府产业）必须要容许旗下的投资基金以相对低的经济报酬达成更远大的社会影响力目标。
另一种方式是结合投资资本与慈善基金或技术支援成立较复杂的投资基金。例如：一个五千万美元的新投资基金结合一千万美元的慈善基金。这种模式类似最近草根经济基金的募集方式。这种模式的优点是让投资者自行决定投资对象及资本额，有点类似Shell基金会与Husk的合作。如此一来，让投资者同时提供补助金与投资资本，一致的目标，将是让公司往获利的方向前进最直接的举措。然而，这种方式的困难在于，许多投资者不习惯慈善募款，而很多慈善机构不想要被认为是在补贴投资回馈。因此，虽然理论上有吸引力，实践上却有其限制。除非投资者证明他们愿意提供投资与慈善双方面的资本。
最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理想境界是，能有更多由慈善资本所支持的基金成立。聪明人基金就是其中一个，其他没有外部投资者要求投资报酬的基金也算。这种由慈善机构支持的基金最有能力承担早期风险，也有本钱尝试在哪些市场使力能够解决最艰困社会问题。
要陈述以上三种方法很简单，付诸实行却不容易。一来改变投资审议委员会的投资准则及风险承受能力要花时间；要让数千公里以外的有限责任夥伴分辨出实际上需要及永有不同的影响力资金也非常困难。这代表高度的回馈资金有可能会看起来像有限的影响力交换。更难的是增加慈善募款，一来是慈善募款本来就不容易，其次越来越多人认同社会影响力投资可以也必须被传统投资者及公司包办这种传统观念。
其中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更多的基金经理人及投资者来测试基金的结构，让它更能直接合理地让基金合夥人与影响力目标迈向一致；不再依照传统的基金结构提供诱因创造基金的最大获利（透过利润分成），而是成立以最大化社会影响力且要求较低投资回馈率为明确目标的资本公司。例如：基金可以建立一个以社会影响力目标的达成度而不是投资报酬率，所规划的派息制度。
广泛来说，这些产业需要想法上的改变。这些社会影响力投资产业如果要达成应有潜力，它须回顾初衷并明确指出想要创造出何种影响力及想要影响的社群。我们的研究发现，除非在创造资本供给上有结构性的改变，否则这个先锋企业的落差将会继续存在。而那些有雄心壮志，以解决最偏远、拥有最艰难的社会问题为目标的公司，将会持续在寻找资金补助上遇到困难。“社会影响力”基金的影响力本意将会徒具其名而无法成为核心价值。
市场对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兴趣的增加代表社会上逐渐形成共识：是时候运用商业及投资工具以达到社会公益。当大家对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我们担心，只有少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工具能真正达成它的主要目的：建造并测量那些能够帮助社会问题的组织。
仔细观察社会影响力投资，我们看到它有着五花八门的目标、革新的策略、及对报酬率的期望。由于一切还在发展初期，现在没有一个规范或方式可以计算每一元美元可提供之最大影响力有多少。但是，如果目前的模式要成长，则需要更清楚的订定所谓成功的定义。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为了改变单底线投资（注三）的限制而创造的，讽刺的是许多新社会影响力投资基金皆运用传统私募股权基金的运作模式，期待高投资报酬而不在乎是否有达成社会影响力的明确目标以及动机。
在聪明人基金，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投资”二字一直都是工具，不是目标。但大部份其它基金都不是如此，因为投资者都希望有高经济报酬率。社会影响力投资要面对的一个风险是，越来越多投入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资本都把影响力当做第二目标。我们的研究显示，要让社会影响力成为主要目标还要让有限责任合夥人也能获得资本累积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传统的基金结构及预期报酬率，让许多基金经理人无从选择，只能筛选资本成长最显著的公司投资。如果把这个条件当做第一关卡，他们很快会发现，那些最有创造力、早期但有潜力的公司都不能投资。
最后，先锋落差将会继续存在，许多最有潜力的社会企业都要自己另寻筹备资金的方法。慈善捐款可以为早期公司在募款上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我们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产业的需求；特定的政府补助金及经费虽然有其重要性，但现在也证明不足。因此除非社会企业资本市场结构上有所改变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不然这个鸿沟将无法消除。
这不只是意识上的问题。许多新兴及既有的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都是因为他们非常在意社会影响力才投入。但是，在创造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市场之前，有两个难关要突破：第一是观念上的问题。任何投资如果需要交换或是拥有次级市场的报酬率，基本上公司就是不好的投资且无法维持。第二是资助者缺乏能够创造市场真正需求的产品所需要的想像力。
研究中，我们听到了许多抱怨的声音。社会影响力投资者都在抱怨没有足够的公司准备好给他们投资，这也让他们无法完成想要达到的经济及社会影响力目标；社会企业家们因为早期创业最需要金钱帮助时，社会影响力投资者不愿意投资而苦恼。这是一个拥有非常大潜力的市场，但是这个潜力只有在投资资本可以与现实连贯后才能被看清楚。因此，在环境还没有为先锋社会企业做出大规模改变，拥有更好的工厂、人力、有效的经济模式前，投资者都不会为他们所付出的风险得到相对的经济报酬。
社会影响力投资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十年前，慈善可以被投资是完全无法想像的；营利企业的直接补助可以用来打败贫穷听起来是很奇怪的；追求社会影响力的想法可以成为投资模式的一部份，不管是在私人或公有市场，都会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想法。如今，这些都变成了主流，代表着更多的可能性，只是我们也必须认知到一切才刚起步。
注一：经济活动率（Economic activity rate）是指当地可供劳动的人口比率，无论现下的状况是有业或失业。
注二：包容性公司（Inclusive Business），指的是一种持续性提供商品或服务给低收入消费族群的公司态样，多半为负有社会目的的乡村社会企业。
注三：商业用词，单底线（Single bottom line）相对于双底线（Double bottom lines）和三底线（Triple bottom lines）。三底线指的是经济报酬、社会报酬和环境报酬，而双底线通常指经济报酬和社会报酬，或经济报酬和环境报酬，即现今社会企业的核心目标。单底线多半是仅指经济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