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天下注：盖茨称之为“催化式慈善”的核心在于慈善资本的2个独特作用：一是更高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脱离投资回报的束缚，去探索市场资本和政府资金不可及的创新领域；二是高度的跨界整合能力，这来自于慈善资本的“自由性”，或者说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欲则刚”。如果慈善家和基金会不能充分发挥慈善资本的这2个独特能力，那可以说是自己看低了自己。
虽然盖茨本人和盖茨基金会在不同的场合都表达过类似的理念，而此前并没有看到他们如此鲜明的将其提炼为“催化式慈善”这个概念。盖茨夫妇和盖茨基金会，在行善的道路上，其实也经历了很陡峭的学习曲线，也曾有过很多不成功的慈善尝试。而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终于在成功和失败中，逐渐明晰了自己的战略。从这个角度上而言，无论是他们所分享的理念，还是其探索的过程，对于我们都是非常有启发的。】
译者：Helen Li
我一向深信资本主义有改善生命的强大力量。自由市场反应快捷，富于创新，它能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在提高生活水平上发挥着核心作用。
但是，1993年，我和我的妻子梅琳达第一次去非洲，第一次面对赤贫，这次经历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非洲回来后不久，我们了解到，在非洲大陆上，每年有数百万的人死于天花、疟疾、乙肝、黄热病之类在美国基本上已经不再被困扰的疾病。甚至还有我从没听说过的轮状病毒，每年有50万儿童死于这种疾病，但没有一例发生在美国。
我们会以为，如果有50万儿童在死亡线上挣扎，全世界起码应该有大规模的努力在拯救他们。但我们错了。商业部门在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可是世界上还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卑微得没法让市场在意他们的需求。所以，他们的需求从来没得到过满足。虽然市场部门在医学、科技领域已经培育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但他们在创新方面的投资还远远不够。市场部门常常忽略那些风险回报率低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充满了巨大的创新机会。
面向贫困人口的创新正是被这两个市场缺陷 [译注：这2个缺陷是忽略没有购买力的需求和忽略部分有创新潜力的领域] 所制约。除非有人买单，市场不会下大赌注去追求一个研究突破。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每年有100万人死于疟疾，而市场上仍然没有疟疾疫苗。
在这个缺口上，政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填补市场服务的空缺，从而构建起一道安全网。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还可以弥补市场在创新方面的一些不足。 国家健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在医学方面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资助研究方面，政府自身也是障碍重重。因为选举周期短，政府往往不能放眼长远。同时，政府一般不敢冒险，因为有总有一帮政敌们，对政府的错误虎视眈眈。和市场部门不一样，政府的优势不在于为创新播种，而在于支持那些能看到进步的项目和事业。
所以，即使把政府和企业愿意或者能够投资的创新加在一起，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个无比广阔的创新空间有待开拓，而这个空间内的回报也可以非常可观。这个空间为我所谓的“催化式慈善”提供了肥沃土壤。
催化式慈善有点私营市场上高风险的感觉，但它又能超越上面所提到的市场缺陷：出资人并不需要分享投资回报，投资产生的好处将惠及穷人、病人、或者整个社会。虽然一些创新很有可能产出足以改变世界的回报，但如果慈善资本不率先进入，政府和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去投入。一旦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催化式慈善可以利用政府和企业的力量，把创新的成果送到最需要的人群。我们的基金会就是采用这种模式支持儿童疾病疫苗的研究、生产和交付。当我和梅琳达对这一领域了解更深后，我们发现，有些已经生产出来的疫苗被闲置在货架上，而有些已经研发出来的疫苗从来就没投入过生产。平生第一次，我们的工作到达了市场力量未曾到达的领域。
慈善的力量在于它的启动作用。我们的基金会，用慈善资金建立起一个系统，让市场力量能为贫困人口服务，通过签订购买合同让制药公司生产的药品能多少有利可图，至少不至于因为担心亏本而止步。当这种模式的价值日益凸显，政府也开始增加投入，激励市场，一些制药公司已经开始把贫困地区疾病纳入到他们的商业战略和模式中。无论是研发还是交付，目标明确的慈善资本已经触发了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动。从2000年至今，这样的催化慈善合作已经为超过2500万儿童免疫接种，阻止了500万例死亡。我们甚至有可能在2015年看到疟疾疫苗的出现。
梅琳达和我能够以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回报社会，对此我们倍感荣幸，也深觉义不容辞。但是，你并不需要成为一个大基金会的主席才可以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有人支持；好的想法需要有人传播；被遗忘的人群需要有人为他们倡导。无论你的主要资源是志愿者时间，还是辛苦挣来的金钱，把它们投入到催化式慈善中，即使少量的投入，也可能产生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对我而言，事实已经证明，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和我以前所曾做过的任何事情一样令人激动，一样令人谦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