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为(David Hayward Evans)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慈善事业及价值投资部主管

　　2011年，慈善事业的公信力被一系列丑闻所动摇。如今，虽然大多数中国慈善机构改进了运营策略，提高了标准、透明度和增强了问责制，但并未如众人所期盼的那样，出现慈善业全面改革。相反，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做慈善不再通过传统的慈善机构，而是采取新途径，例如通过互联网直接进行“微赠予”，以及通过更大规模的“影响力投资”途径，后者兼具可衡量的社会影响力和财务可持续性。或许中国未来会朝着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等先进模式的方向实现一个时代的跨越。

　　为了进一步探索这一假设，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世纪经济报道》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正在开展重点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了瑞银的资助。这是由中国重点大学附属研究机构针对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领域开展的第一项综合调查。该报告概述了迄今为止中国在该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分析了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关键法律、制度和金融问题，以及为加速这些领域的发展以造福中国13亿人口提出了关键步骤。报告还辟出特别章节，分享了由瑞银召集的国际专家小组就中国如何推动私营机构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的策略见解。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对于社会企业尚无广泛接受的定义或行政管理。然而，中国现在却存在福利企业这一模式，且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福利企业通常为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特别针对身体残疾人群。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政府激励和支持下，中国涌现出了6万多个福利企业，从业人员一度达到90多万人。后来，由于市场自由化程度提高，福利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数量减半。然而，福利企业却为中国建立社会企业提供了历史参考。

　　首先，大多数成功的社会企业已经从福利企业传统中衍生出来，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残友集团(Canyou)。这是一家IT服务公司，其总部设在高速发展的深圳，超过95%的员工都是残疾人。

　　2008年汶川地震后，源源不断的公众支持也对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企业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对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支持。阿坝羌族刺绣品支持项目就是一次类似的尝试。该项目为极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女手工艺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该项目的第一个门店于2010年在西部城市成都开业，到2013年年底，计划门店总量将达到14家。

　　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6亿，对新型社会企业的最大推动力正来自中国对互联网的狂热追捧。旨在为贫困地区农村儿童提供午餐的“免费午餐”项目就是一个早期案例。“免费午餐”项目才成立一个月，就收到了来自10万在线用户的100多万元捐款。单纯的在线捐赠模式很快就演变为社会企业模式。位于上海的善淘网(Buy42.com)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受英国慈善商店的启发，中国一些巨大的网络商店也开始允许人们通过互联网捐赠和购买不必要的商品。这些便捷的电子商务模式通常由残疾人经手，净收益归经过认证的慈善机构，同时为残疾人提供培训和工作实习机会。2012年，也就是善淘网运营的第二年，其捐赠收入达到60万元人民币，并计划于2013年推出手机应用程序。中国的网络社会企业带着昂扬的斗志在复杂的环境中快速成长。另一个例子是“智慧老年健康关爱云服务平台”，目前已拥有140万用户。

　　鉴于第一波可行的社会企业正在中国兴起，目前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些项目从哪里可以找到启动资金。这个报告强调了中国现有和潜在“影响力投资者”这一新兴群体，努力通过投资来实现其社会影响，其中也包括国内私人基金会。自从2004年中国放开对其成立管制以来，国内私人基金会的数量已经增长到1500多家。政府机构，特别是市级地区的政府机构，也在积极地投资社会企业，努力实现这些新模式的潜在优势，从而对社会福利机制加以补充。例如，2012年，上海市民政局和一家相关政府基金会提供了5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用于建立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基金。大公司同样也在传统的慈善事业周边寻找新模式，以实现其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国内涌现出了一批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资本公司，同时寻求社会和财务的回报。

　　对于有效创造社会企业发展有利环境的“硬件”和“软件”也在激增。在很多社会企业起步较早的城市，社会企业工业园区已经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成立，以响应国家促进社会创新的号召。相关城市包括广东的中山和顺德、苏州以及上海。例如，顺德的社会创新中心的发展就得益于3000万元政府投资。类似针对社会企业及其投资的专业咨询公司也已经出现，例如，包括上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Venture)这样的市场情报和调查评估提供商，以及创思(Transist)、创奇玖玖(Innovate99)和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Youchange)等培育中心。许多国内和国际组织还为这些领域提供能力创建的服务，其中，英国文化协会就开展了“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

　　然而，在中国社会投资的任何一种有效市场可以运作之前，仍然存在许多关键的挑战。瑞银成立了一个由活跃的影响力投资者构成的国际专家小组，为中国如何加速这一领域的进展提供意见和建议。专家组认同已经在全球市场实施的关键工具和政策手段发挥的作用，其中包括建立推动社会创新的激励机制，例如“社会影响债券”、针对绿色能源的电网回购，以及在公私参与投资者之间进行风险分层。专家组还援引了针对社会企业的企业形式的法律框架创新，以及种子资本的政府资助资金池，例如2009年在美国推出的社会创新资金。专家组还支持有关学术研究和知识共享平台，部署政府召集力，召集不同的参与者共同分析新的伙伴关系和解决方案，这些对于促进社会投资同样重要。

　　总体而言，大多数专家小组成员认为，中国正处在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的相对早期的发展阶段，但是中国具备快速迎头赶上的能力，能够真正成为这些领域的全球领跑者。目前对中国提出的最关键的要求在于，促进社会广泛接受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模式，从而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社会问题。正如活跃在中国的影响力投资者应琦泓所言：“对社会企业家来说，他们相信了就会看到。而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看到了才会相信。要加强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我们不得不下赌注选择社会企业家并描绘他们的成功。他们的成功故事将帮助人们眼见为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