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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型社会企业成长观察

    “经济体任何行业都可以有社会企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政府管不到,私营企业也管不到,需要社会企业来填补这些空白。”英国社会企业家Dai Powell这样认为,社会企业对提升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影响。

 
  Dai Powell是英国社会企业HCT首席执行官。HCT 1982年起步时是一家微型社区企业,从两个小面包车开始。它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为那些分散的、公共交通照顾不到的社区老人提供出行服务,在“首先盈利,然后解决社会问题”的理念驱使下,发展成一家拥有314辆车,员工650名,年营业额3700万美元的社会企业,经营着闻名于世的伦敦双层巴士。现如今,社会企业在英国发展了120多年,目前拥有6.2万家社会企业,雇佣人口超过80万。
 
  与之相比中国社会企业兴起正是最近这三四年的事情。虽然目前在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企业产生,这类模式有时候被叫做商业化运作的公益项目,并已经在政府部门、基金会和公益组织中有了一定的推动和积累。有人断言,社会企业这种新的组织方式“将是社会创新在公益领域的引爆点”。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曾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并不缺少社会企业生长的土壤,每一个小型的社会企业都有可能成长为成功的社会企业,只要它能找寻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在此,社会创新版将陆续为读者呈现那些正在中国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虽然小却很温暖美好的社会企业案例,它们当中有些刚刚起步、有些已经小有成绩,也不乏一些处于迷茫困境。
 
  Na+:NGO的品牌管家
 
  朱智(下排中)和Na+工作团队
 
  每年,中国青年创想计划都会挑选出50位青年创想家,给予这些青年人创想奖学金的资助,并提供给他们能力培训和海外交流的机会。2013年,该计划选择的最与众不同的创想家也许要属有着“港漂男神”称号的朱智。
 
  朱智出生在湖南,香港中文大学硕士毕业。同时也是2013年哈佛大学公民与创新种子班学员。他曾在西部农村支教也曾在波兰做过国际义工,大学毕业后成了奥美管培生,还乘船环球远航了20多个国家。
 
  朱智的创想项目叫Na+,中文名钠家,定位是致力为中国NGO提供品牌传播服务。核心业务有四个方面: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方案以及品牌VI设计;NGO传播类培训与工作坊;学术研究报告与调研数据分析(包含品牌健康检测评估);部分公关服务。
 
  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刚刚运作半年的项目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甚至伦敦和纽约都设立了“分会”,除了朱智外,其他工作人员均是志愿者:几十个团队伙伴里有43.9%的成员是海外留学的硕士,87%的成员在或者曾经在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他们分工明确,有人负责设计,有人负责公关,有人负责传播。
 
  Na+的第一个客户是一个全球青年实践网络——CAPE,这个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青年人网络社区,为年轻人讲述新鲜故事、传递充满热情的人生态度提供了平台。Na+为其策划的主题为“我在CAPE,分享不同”的社交媒体竞赛,吸引了众多投稿,极大提升了该网站在年轻人中影响力。
 
  相比CAPE,Na+服务的第二个客户则在中国NGO领域大名鼎鼎:残友集团。为了唤醒全社会对残障人士的关注,残友集团决定举办一场故事音乐会,残疾人朋友通过音乐表演与观众达到共鸣。
 
  接单后的朱智没有着急宣传音乐会本身,而是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有爱无障碍,全民随手拍”的活动:呼吁网友随手拍下身边的无障碍设施。并告知公众:由于无障碍设施的规划落后及遭破坏等情况,使得残疾人行动非常不便,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急需全社会的共同关注。
 
  随手拍活动带动了音乐会的宣传:在深圳一家酒吧里,吸引了几百名观众前来观看。音乐会结尾,还设置了一个创意环节,由众多小纸盒搭起来的实体台阶最终在舞台上被推倒——创意来自于柏林墙的倒塌、东西德人民无障碍融合的历史事件。
 
  就这样,只是几位残疾朋友弹吉他唱歌的小聚会得到了十几家媒体的报道。而“媒体曝光率”,则是合同中的一项硬性指标。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签订了规范的合同,明晰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但上述客户却未向Na+支付一分钱。“Na+的名气还很小,现在的主要工作是创建品牌。一开始就收费,便不会有人找我了。”朱智的计划是从第四桩“生意”开始挣钱:2013年年底达到收支平衡,2014年开始盈余。
 
  关于身份,他已经着手在深圳为Na+注册,定位为社会企业,关于注册资金,他则把目光投向了公益创投。为了机构发展考虑,除了NGO外,Na+也把企业列为服务对象。“比如涉及到企业CSR的部分或者公司志愿者培训等。”朱智说。
 
  “当然,通过专业、创意、人才与独特传播方法,建立自身品牌,致力成为NGO所信任的品牌管家,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朱智补充。
 
  冶绿:你的穿着也可以守护环境
 
  薛焜中(右二)希望将T恤的图案赋予环保内涵,而不仅仅是时尚
 
  与皮肤最亲密接触的服饰,是人们生活必需品,代表着个性和品位。然而,2012年底,绿色和平组织向全球发布的“全球时尚品牌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结果显示,六成抽检服饰含有可让衣服更鲜艳的壬基酚聚氧乙烯醚(NPE)、塑化剂或芳香胺,以增加卖相。此外,大多数消费者或许不知道,种植面积仅占全世界农产品3%的棉花,使用农药和杀虫剂的剂量却高达全球总和的25%,在购买棉制衣物的同时,消费者很有可能亦成为破坏环境的隐形杀手。
 
  薛焜中原本是一间知名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不到四十岁便拥有令人称羡的工作与高薪,但生活完全被工作不断追着跑的快节奏,也让他渐渐感到旁徨、不踏实。于是,他离开公司,在2009年创办“冶绿有机棉生活服饰”,使用有机棉材质作为服饰材料,坚持染整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药剂与染料,将纯天然颜色且健康的衣服带给消费者,也希望将相关知识和经验分享给消费者,让健康、环保、永续等穿衣哲学也成为新生活态度。
 
  会说故事的有机棉T恤
 
  一般有机棉服饰商专做较好贩售的婴儿和内着衣产品,冶绿不想做别人做过的,选择最能触及广大消费者族群的男女休闲T恤为切入点,一来是市场区隔,二来是想把有机棉市场这块饼做得更大。冶绿锁定的消费族群包含青壮年,通常拥有购衣自主权,加上在知识经济时代,环保与消费意识逐渐抬头,冶绿不只卖衣着,更想透过商品推广有机棉知识和环保生活理念。
 
  冶绿没有实体店面,除了网路贩售外,薛焜中从环保团体开始,做为概念传播与合作对象,同时穿梭在绿市集与各种活动间,与光顾摊位的消费者面对面聊天、沟通,让大众知道不只吃得到有机、更可以穿得到有机。
 
  薛焜中采取的“志同道合”策略,让冶绿推广成效更快更深,慢慢地培养出一群有机棉爱好者,现在在许多农夫市集、独立书店、公平贸易商店、博物馆等据点都看得到冶绿的产品,顾客回流率持续增加。除了个人消费者,许多团体和公司也会选择购买或订制冶绿服饰。
 
  为了改善消费者对于有机棉“昂贵”、“单调”的误解,冶绿赋予每样产品生命力,透过棉T图案说故事。像是和台湾博物馆合作的“人生系列主题”:有因人类废弃塑胶袋过多变成了水母,寄居蟹因垃圾过多而找不到回家的路住在铂金包里;“食草文集”和“台湾水牛系列”则唤起现代人与台湾土地的重要关系。这些系列都是冶绿主力商品。
 
  力求环保的生产链条
 
  “制作一吨的染色衣服,会产生两百吨的废水。所以我们一开始就选择做样式简约、容易制造的T恤和POLO衫。希望一件衣服从原料生产、制造、销售、使用、到最后被回收,都尽量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他说。
 
  因台湾没有生产棉花,冶绿从国外进口不添加任何化学物质的有机原棉做原料,之后全程在台湾生产制造;销售端则使用生物可分解的环保袋包装棉T,日后可全回收、零废弃。有机棉的优点是不需送洗、烘干、熨烫,也让保养衣物的步骤更为简单。
 
  现在有越来越多人接受、购买有机棉的观念。阳明山国家公园公开招标有机棉服饰,后来决定订制冶绿的产品,就是一个值得欣慰的成果见证。薛焜中从不以折扣方式吸引消费者上门,产品所标示价格就等于冶绿想带给消费者的价值。
 
  薛焜中从不以折扣方式吸引消费者上门,产品所标示价格就等于冶绿想带给消费者的价值。包装使用环保材质、运送纸箱也一再重复利用,薛焜中夫妻俩协调送货、减少运输浪费,如此坚持为的是降低产品成本,证明有机棉服饰也可以很平价,而不只属于金字塔顶端客群。“当我们衣服跟一般棉T差不多价钱时,会吸引原本不穿有机棉的消费者购买,如此一来也推广有机棉让更多人知道。”薛焜中笑着说道。
 
  冶绿目前以小规模方式经营,公司员工就是薛焜中夫妻俩。近年来媒体渐渐报道有机棉新闻,学校和社会团体亦举办相关讲座与活动,这些都有助于消费者对有机棉的认识。薛焜中认为推广有机棉观念和理想的道路,虽然慢却扎实,并期许冶绿能长久走下去,未来看到所有市面上衣服都是有机棉制成,改变大众的消费与生活态度,进而让大自然更能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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