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18 16:29
编译：周承纬
编按：原文刊载于卫报（Guardian Professional），作者James Perry为社会投资基金会Panahpur的执行长。全文以作者第一人称口吻改写。
爱因斯坦说：“并不是每一件计算得出来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是能够被算出来的。”或许是时候该记取教训了。
爱因斯坦的伟大突破，在于他将既有的认知放在一旁。“时间和空间是线性而固定”的想法在科学界根深蒂固，并且使得科学家们无法解释许多宇宙的现象。而发现时空的弹性，让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并体悟到如果要突破，哲学思维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他有感而发说出：“并不是每一件计算得出来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都是能够被算出来的。”
（图片来源）
我和太太最近带着还在念小学的孩子们到南非旅行七周，亲身体验截然不同的文化，我们觉得这对孩子们来说会是一个美好的经验，但校方却不这么认为。学校的Ofsted评鉴（编按：英国的教育评鉴制度）会因为孩子的缺席、或孩子的学习评量成绩略差而受到影响。教育系统在凡事以科学量化的概念下，无法看到这趟旅行的价值。
我和Panahpur的同事们，是所谓的社会投资者（social investors）或影响力投资者（impact investors），我们试着用科学方式来管理资金、追求社会性目标，并在经济与社会效益上获得报酬。这份工作最大的挑战，来自于社会投资报酬（social return on investment，简称SROI）其实是一门艺术，它是否可被测量？且如何测量？
许多有为的政府在面临一些棘手的社会问题时，也都束手无策，普遍的认知是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和一些社福单位扮演了社会上无可取代的角色，但这些团体需要资金，才能发挥足够影响力。可是一旦政府将服务社会的工作外包给这些团体，又将再重复一次错误－只着重在投入资源，而忽略了产出结果。以上种种问题，使得社会影响债券（social impact bonds）和结果论酬（payment-by-results，PBR）的概念逐渐浮现。
我们直接投资了第一家社会影响债券─HMP Peterborough，并陆续间接投资了其它家。结果论酬成为目前盛行的概念，它能让资本分到真正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身上，如果慈善团体、社福团体能解决政府单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且帮助人们改善生活，那我们就等他们有了成果之后，再付钱！
虽然这么说，但是大多的慈善团体没有条件承担这样的风险，这也意味着结果论酬真正可行的对象，只剩下私人机构。私人机构有责任尽量从合约中获利，并分配到股东的手中。如此一来，结果论酬合约变成了私人机构的专属工具。
在我提到爱因斯坦前，事情就已经够复杂了，但我相信他能了解棘手的社会问题正渐渐侵占社服预算的大饼，人们唯有透过复杂、费时又充满不确定的转变过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Graham Allen透过研究指出，最有效率的，是在身患残疾、身处弱势的人们陷入高风险生活的前三年内便介入、关心他们，协助他们一个个重新站起来。
平心而论，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要使投入与产出产生关联常常是不可能的。充满不确定的社会痊愈过程中，我们还得面对混乱不定的客群，所以对这些社会问题需要的是长期介入，需要恒心、更需要爱。然而我们真的能衡量这些介入后的结果吗？分秒必争、获利为首的金融体制能接受这样巨大的改变吗？
社会影响债券，例如HMP Peterborough或Essex，无庸置疑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机会，透过协调政府、投资者和纳税人的方式，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但或许我们要更进一步讨论的是，我们是否能虚心接受社会上有许多付出是无法直接衡量回报的？我们必须像爱因斯坦跳脱旧有的思维，相信投入和产出的社会结果并非永远都线性而固定。
若我们这么做的话，我们势必得重新定位普世价值。我们必须说服自己，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纵使有时候需要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弱势族群，而且不会立即见效，我们仍然要做，只因为我们相信这么做是对的。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个程度，或许就能把资本投入最能带来长远影响的组织中；如果我们做不到，结果论酬就会沦为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一项合约术语而已，或者，就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仅在做能够被衡量的事，而不是真正有意义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