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集学界专家，厘清发展趋势，推动新公益理论建构
——“新公益学社”成立缘起
友成基金会理事长 王平
背景介绍：
“新公益学社”是由友成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发起，诸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参与的，非组织化的思想团体。学社以“研究当代公益领域的新问题、新趋势”为己任，立志成为新公益的智库。2010年2月5日，学社召开筹备会，王平理事长在会上阐述了发起“新公益学社”的缘由，得到了来自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学术机构专家的积极回应。学社遂宣告成立。
自此，“新公益学社”每季度举行学术聚会，围绕新公益领域的特定主题进行探讨，广泛吸纳专家们从各自术业专攻的角度提供的见解。专家们根据个人兴趣选择参加季度聚会。2010年，“新公益学社”一共举行了四次学术聚会（包括筹备会），本书在本章及其他章节择要收录了学社第一年的研究成果，与各位新公益同仁分享。
时代的变革引发新的需求、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时代变革的大背景下，出现了新的理论、新的思潮，比如“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等，但关于当前时代特征的系统化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白。人的本性不仅仅包含利欲心，还包括同情心。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公平公正，关注公共事务和社会公益，形成了“公益热”。这与30年前的“经商热”颇为相似。有人比喻说，很多下海的人开始“上山”了。在这一社会变革过程中，以往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发展的描述，是需要重新审视的；其中有些内容，比如“人类发展的动力”，甚至需要重新定义。
对于我们，以创新为使命的人来讲，这是机遇。但就我国而言，社会公益领域还是一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业内的公益组织缺乏经验，法律法规不健全，没有成体系的理论。从全民经商到全民公益的背景下，我们公益界的从业者要加强自身的专业化建设，要促进社会公平，要从公平当中找效率，要体现公益领域跨界的包容性，在新的时代趋势下有很多的机会；但目前的现实是，整个业界仍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特别是缺乏专业理论体系的指导。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问自己，友成到底要做什么？经过反复的思考，我们为自己定位在“战略性孵化”：在尚未形成全价值链的公益行业中，孵化中游的服务提供平台，推动上游资金、政策资源和下游服务平台的连接，促进全行业可持续发展。再有，我们要通过创新性的实验、参与性的资助、服务性的整合和开放性的互动，把自己打造成为创新型公益组织的孵化器。我们希望通过对新公益领袖人物和创新型公益机构进行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社会资本的投入，来带动整个行业能力的提升。
为了做好这些，我们首先需要厘清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对时代背景研究的基础上来进行相应的准备。所以我们需要有很强的研发能力。我们要邀请志同道合的学界专家参加进来，才能使我们的组织具备专业性、独立性、前瞻性、战略性和强大的研发能力。所以我发起“新公益学社”，请大家来共同讨论、碰撞，形成当代公益理论的新思路，逐步发展成为公益界的智囊，或者叫做新公益的智库。最终，我们希望“新公益学社”起到为政府在社会公益研究领域拾遗补缺的作用，以民间学术机构的身份进行政策倡导，促成有利于公益领域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的出台。
专家回应——
中央编译局-何增科：应该说友成基金会本身就是孵化器。按照我的理解，如何推动基金会做实务的同时思考战略性的问题，在社会组织当中起到引领潮流，引领方向的作用，是“新公益学社”的目标。我觉得参与孵化“新公益智库”是一个令人期待和兴奋的目标。
同时，我认为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值得很好的研究：
第一，社会各界对于公益，都需要有一种哲学的关怀。在应对社会问题和满足社会需求方面，不应该是政府唱独角戏，而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来参与努力。
第二，对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进行归类，分析政府和民间组织各自的优势所在，研究如何做到政府和社会各界彼此分工、互补。
第三，促进行业能力的建设，使更多的社会组织承担起社会服务的职责。
我认为“新公益学社”可以在以上几方面起一些作用。
清华大学-邓国胜：友成非常有战略眼光，来开这样一个有战略性的会议。我在美国看了一本书叫《美国的秘密》：秘密就是基金会。基金会是社会的发动机。基金会应该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秘密武器”。要成为社会发动机，首先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发动机；要引领这个行业健康发展，我们需要有理论来指导实践。
中央编译局-丁开杰：“新公益”的提法是特别必要的。对于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都在讲“拐点”。这个拐点是不是存在？我们有教授提出这样分段的说法：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改革主要是在政治；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未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很大的增量就是在社会领域。我完全同意这样的观点。
北京大学-金锦萍：我们提出“新公益”概念，实际上它跟传统的公益有一个区分，有一个界限。我们认为要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要关注社会变革和创新的问题，把各学科的专业知识都引入进来，让公益行为变成更为理性、科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使命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使命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必须理清一些基本问题。至于我们能不能引领中国社会的潮流，这是历史选择问题；但是使命感和责任感迫使我们得去引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具体而言，我建议做两部分的研究：一部分是对最新动态的及时回应，另一部分就是基础研究和深入研究同时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刘培峰：有一个基础研究的平台，让大家平心静气去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因为我们这一代学者不应该被过度的消费了。具体的研究，我认为是两个方面：第一，新公益应该向哪里走，有哪些可开拓的领域，哪些值得推广的项目？因为中国的发展还没有走完模仿时代。第二方面，是静下心来处理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什么，慈善在社会当中究竟能够干什么，哪些是我们应该干的，哪些我们不能干，我们要有这些总体回顾性的研究，要有先导性的研究。
公益传播研究者-段德峰：提到“新公益”名词本身：如果把“公益”解释成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服务，对公众来说还是非常新的概念。90%的公众现在想到公益，还是行善积德。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提出“新公益”，对公众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以这种气势去推动全社会对新公益的认知。理论最重要的作用是影响这个社会的公众。
关于研究方向：应该包括基础性理论和长远性的研究。怎么样在理论上厘清社会思潮或者影响政策框架，促进法律政策出台，这是深层次研究。另外，工具性的、框架性的、应用性的理论也可以纳入我们研究领域。很多草根组织，他们其实是没有书看的，很少有公益领域的书籍或者理论文章能给予指导。
北京大学-方文：从我自己的社会心理学专业和宗教社会学的专业来看，理论上每个人都是自主、独立、自由的行动者，我们不需要被救助或救助他人。因此“新公益”的目标不仅仅要改善基本的生活，更要建立、培育和促进公民德行和公民参与，使他们成为独立自主、并且有完备尊严的群体。
友成社会创新中心负责人-丘晴晴：不管是我作为90前或者80后的个体而言，还是作为这个群体的一个代表而言，我们特别需要学术上的支持：首先是榜样和信心，或者说规矩和指南。如果我们已经决定投入到这个事业当中，就需要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评估，以便我们更好的去调整和适应。目前友成社会创新支持中心在做基金的研发。这个基金的定位是针对于创新型的公益组织或者说社会企业。它支持的对象不是初创期，而是完成了初创期，到了种子后期，到了导入期，也就是说已经形成一个注册的机构，他有固定的团队，这个团队至少要有三名以上全职员工，并且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模式和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方向。这个模式和具体的操作方法，特别是可持续的方法还在探索当中。行业上给这些机构的支持是最薄弱的，因为这有风险。所以在完成初创期之后支持社会企业，这种创新是最关键的。在基金研发上，我们有一些需求：一是，我们需要比较专业的行业、领域或者是服务模式的信息。二是，我们在说新公益和社会创新的时候，一些新的手法，比如说互联网、音乐、戏剧、绘画、文学、影视等等，或是小额贷款和其他的金融工具，这些方法和切入点的选择需要有一个评估和衡量，要获取和分析这些来自于不同领域、行业的各种信息，非常需要学术支持。第三，除了资金的投资之外，特别关键的是其他的增值服务。虽然我们前期大致收集了信息和需求，我们仍需要学术研究帮助我们提炼和总结。最后一点，从研究的角度我们也非常需要有一个学术高度和理论高度的阐述和提炼。
友成基金会顾问-汪亦兵：我经常参加一些包括无线电爱好者的兴趣小组。他们组织形式为什么能够持续下去，而学术机构为什么往往不能？为什么在中国公益界就没有一个高水平的智库？所以我对新公益学社的研究内容和组织形式都感兴趣。第二，我觉得新公益不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新公益本身是一个集合：包括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方法等等。友成从一开始就提出创新，这来自于美国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的理念和案例。创新始于模仿。友成的运作方式从“资助”到“参与式资助”的定位，是借鉴了投资领域的概念。就公益的本质和公益的目标而言，我们认为是没有新老之分的。新公益是伴随着社会发展而在公益领域出现的若干新趋势的集合，它和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和时代的特点是相关联的。时代的新潮流中出现的一些新的趋势、新的特点、新的概念、新的策略、新的方法和新的模式，必然带动公益领域发生新的变化。公益永远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公益就是新公益。和传统的方式相比，新公益可以更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以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说的“新”是对现有的社会需求更好的满足，是对传统公益的补充，会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社会创新的一股力量。
新公益的特点和趋势在友成而言，就是倡导新理念、开拓新领域、发现新动力、整合新资源、尝试新方法、采纳新技术、成就新人才。社会大背景的变化对公益产生了影响，也带来一些新的考量：我们的发展是不是可以继续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指标？是否应该以人类自私的本性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样的假设是不是还成立，或者是不是需要新的理论出现？在公益当中，我们是不是需要提高效率？如何衡量公益组织的效率？需要开发出哪些新的指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提出“新公益”的理念，希望得到一些业界专家的关注，也希望借助各位的研究能力，深入的去研究一些新思路出来，给中国的民间公益事业提供指导。经过充分探讨，新公益学社的使命被归纳为：研究公益领域的新问题、引领公益事业发展的新趋势、成为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思想源泉。新公益学社的长期目标是成为公益领域的思想库，短期来讲是普及社会企业家精神。对友成而言，“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概念界定的重点是3A:一是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Aim) ；二是运用创新且可持续的方法(Approach) ；三是付诸实践(Action)。学社性质是非组织化的思想团体和兴趣小组，秉承开放、严谨、共享精神。学术理念：一个言者只有从听者那里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公益精神：对人类苦难有不可遏制的同情心。
构建公益领域的效率指标体系：几种可能的角度
王平理事长在“新公益学社”2010年度第三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新公益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衡量公益投入的效率。在慈善、扶贫、救济这些公益行为当中，一直以来所用的评价指标现在受到质疑了，原因就是缺乏在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目标方面的量化指标，导致效率低、不可持续。
我们要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就要发展公益事业。然而公益事业发展中也有一个投入产出的效率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捐款人把两个亿现金一次性直接投到了农民的腰包里，这样产生的效益，和投到系统性、创新性的社会实验当中产生的效益，哪个效益高？两个亿投入社会实验，能做太多事情了。用同样的一笔公益支出，做不同的公益项目，其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效益可能完全不同。
这就涉及到我们最关切的话题：衡量公益组织绩效的指标体系如何制定？现在似乎对公益组织的绩效评估完全使用商业上的量化概念是天经地义的，也就是说用捐赠数额和公益支出资金量来衡量公益组织的绩效。这种公益GDP主义一定导致公益项目的粗放经营、低水平重复，不是在鼓励和支持创新。
能否开发出以社会创新和社会效益为衡量指标的公益组织绩效评估体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创新。这个做好了，对整个公益的发展是一场革命。这关系到整个公益领域的发展方向和公益组织的素质，更关系到社会发展的质量。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衡量指标，前提是新公益领域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说“效益”这个词本来是中性的，但是一加上“社会”两个字就有完全不同的解释。
在借鉴商业概念时，我们一定要区分我们要其中的什么，不要什么。我们需要找出公益组织的效率和商业组织的效率这两者的共性和不同之处。
公益所讲求的效率和商业的效率，其共同点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在资产的管理上，无论是商业资产还是公益资产，保值是底线，任何投资绝对不可能赔本是底线，往上则是没有限度的，增值越大越好。
我认为两者最基本的区别是在资产使用上。公益讲的就是一个“公”字，天下为公；讲社会效益的大小就是讲“公”的程度大小，受益人群的大小。在与商业相同的方面，讲效率就是讲“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谁的利益”最大化，前面的定语是什么，这个是与商业不同的。我们讲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目标的实现最大化，这就是社会创新的基本动因。
友成基金会的新公益理念强调爱心传递这个永恒的慈善主题，就是要提醒我们在做慈善、做公益时不忘社会效益这个根本。慈善原本就是爱心的释放，新公益是爱心加效率。但是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些号称慈善的行为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除了灾难救助之外，一窝蜂似的简单捐助式扶贫无助于社会和谐进步，相反还会刺激人类负面的本性，制造新的社会不公。新公益认为，公益不是简单的施舍，而是内心情感的投入，是爱心的传递，是尊严的恢复和重建，是能力的赋予和大众的参与。新公益行动的过程与结果都要追求积极正向的社会影响。志愿精神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新公益倡导的主要精神。
我们友成有一个“目标管理大纲”。这个大纲的草案里除了提到机会成本、财务成本、社会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益比之外，还提出来“对公益服务对象和所涉及社会大众的精神影响、对机构内部文化走向的影响”，是积极向上，还是消极的。一个项目实施了之后，大家都认为这个事做得很有意义，每一个员工参与起来都非常有动力，并且得到精神和能力双方面的成长，还是说认为我做了一个项目，我终于把这个钱花出去了，完全是在做秀，一点真的社会关怀和情感投入都没有？我们相信我们的员工自己心里很明白。
我们还会评价对公益项目合作方和利益相关方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还是消极的，是向下的还是向上的。在衡量社会效益的时候，还要分短期社会效益和长期社会效益，直接的社会效益和间接的社会效益。你的受众是谁，直接受众是谁，间接受众是谁？我们制定衡量指标的时候，要有这个深度和广度，不能做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只看直接受众，而不看间接受众。
我们有一个优先顺序。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整体目标，也就是友成的愿景：通过社会创新推动社会公正和谐发展。整体目标、社会福祉，要优于项目目标，可持续的优先于不可持续的，综合治理的优先于单项治理的。如果为了所谓机构的具体目标可以搞的天下大乱，牺牲整体的和谐，某种程度上不是社会目标最大化了，只是你的机构目标最大化。
我们在这方面的创新，已经有所尝试，但是缺乏系统性的量化指标，我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参与把这个软指标变成硬指标。
从慈善，到公益，到新公益——慈善文化的发展脉络
新公益学社第一次专题研讨会(2010.5.8)言论辑要
背景介绍：
2010年第二季度，“新公益学社”举行专题研讨会，围绕“慈善文化”展开探讨。
最近出台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1)》明确指出：弘扬慈善文化；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慈善文化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善”制度建设；把慈善文化建设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重视舆论导向，提高公民的慈善意识；加强慈善文化理论创新，推动慈善文化建设。这段专门就推动“慈善文化”发展出台的法规，成为“新公益学社”将首次学术聚会主题定为“慈善文化”的重要背景。在此我们将这次研讨的成果作为学术界对这一法规的回应，与各界朋友共享。
中央编译局 周红云：今天讨论主题是慈善文化。慈善是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文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体现为人性中善良的自然情感的表达。随着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变，传统慈善文化也向现代公益转变，慈善从道德规范、人性善良情感的表达，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化的事业，从仁爱观、伦理观转变为现代的公益精神，现代公民对公正、平等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追求。
在慈善文化范畴背后，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因为一个社会慈善文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在制度、机制、政策上的安排。要考察慈善文化，就要考察与慈善紧密联系的现实制度安排。
中央编译局的丁开杰所做的《慈善文化的现代化 ｜ 慈善文化引论》主要从慈善和慈善文化、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基本观点包括：
1. 慈，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善心，爱心；慈善，就是把爱心付诸行动。
2. 从中西方的历史沿革上看，中国慈善文化的思想源头有两个，其一是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其二是佛家的“慈悲”观。西方近代慈善文化则源于基督教教世人“彼此相爱”的劝导。
3. 慈善文化倡导的是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正义、和平和责任，西方现代的制度安排、组织机构、法律机制等，都是源于基督教的慈善文化外在的显现。
4. 东西方慈善文化的差异，体现在开放性、民主化、本能意识及教化功能、慈善意识的普及这四个方面。
5. 中国传统慈善经历了先秦 ｜ 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四个阶段，具有思想基础复杂、慈善主体官本位、参与者身份多样等特征。
6. 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特点：具有原发的慈善群体；具有多样的慈善组织；具有广泛的慈善资源；具有先进的救济手段；具有广阔的救济区域。
7. 我国慈善文化传统的内在矛盾：儒家文化提倡鼓励人们多行善举，但限制这种倡导的效应。
8. 当代慈善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宣传力度不够，慈善氛围不浓；缺乏正确的财富观，慈善理念陈旧；制度土壤贫瘠，抑制了向善之心（缺乏健全的免税机制、慈善组织建设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
9. 从全球视野看来，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从扶贫济困、赈灾援助、社会福利扩展到关爱自然、保护地球、珍惜全人类的发展环境，跨越国家地区，更具和平、互助意识；具有慈善内涵丰富、慈善功能拓展、政府依法规范、专业组织运作等特征。
10. 中国慈善文化的现代化在初始阶段观念淡薄。最近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1)》明确了发展方向：弘扬慈善文化；将慈善文化纳入道德教育体系之中；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慈善文化建设；积极推进“依法行善”制度建设；把慈善文化建设融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重视舆论导向，提高公民的慈善意识；加强慈善文化理论创新，推动慈善文化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 陶传进：我结合玉树来说。在玉树，最能体现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变的过程。玉树是佛教普及的地方，是藏区，佛教的传统慈善氛围比任何地方都强。同时这个地区也有当地的NGO。 我去之前就在想，当代公益和佛教慈善有什么区别？观察之后发现区别很大：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在这些人身上合二为一。这些人的情结非常希望国内有人能资助他们。他们认为NGO的运作不应该强调民族和宗教。他们还认为做NGO和佛教的不同，是更加强调专业性，不仅仅让受助对象活下去，还要让他们发展，让他们得到现代人所拥有的生活。这些组织都用专业化运作，追求现代普遍的理性社会的规则，由原来的追求高尚、神圣变成追求公正、正义。比如员工从义务到有工资，高工资，有保险。从这类机构，很清晰的看出从传统的慈善走向现代的公益。我再讲一个例子：藏民非常珍爱自然。我们汉民采矿和当地的老百姓形成激烈的冲突。千万不要把这种利益问题变成政治冲突。藏民很友好，滴水之恩都很感激。
刘培峰：现代慈善的特征是专业化、组织化。我最近调研很多民间组织发现了一个问题：当一个志愿共同体过渡到专业化、组织化之后，突然发现他们没有了理想、激情。矛盾开始出现了。怎么样在现代高度专业化、组织化的状态下，保有慈善原本的爱心和热心？一旦进入到制度化和严格的程序化，怎么样来推动自由性、创造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儒家的思想传统。孟子说，从事政治是要施大德而不是行小惠。慈善文化的关键问题，是推动制度出台，也就是要架个桥，而不是拉个车，度几个人。第三，慈善最重要的是如何把普通人的善心调动起来。当善心调动起来后，如何效率化；当效率化之后，慈善投资和一般商业投资的差别在哪儿。（在下一篇：“新公益学社”第二次专题研讨中，学社将专门探讨这个问题。—— 编注）现代慈善和公民社会是一致的。慈善在这个变化的社会里面究竟承担什么样的角色？我们现在慈善组织高度趋同，慈善项目高度趋同，大家没有新的理念，没有想象力了。我们可能需要通过反思改变这种状况。
王平理事长：受大家启发，我提两个问题：一、什么叫慈善？什么叫公益？差别是什么？二、什么是“更美好”？刚才陶老师讲到开矿的事，我们认为开矿是为了发展，有更多的收入，是更美好的；藏民认为自然是更美好的。更美好的概念是不同的，怎么甄别？中央编译局 丁开杰：慈善和公益有区别：对象不一样。慈善， 英文charity，出自慈善主体的爱心，针对的是弱势的、不如你的人以及困难的人；公益不一样，英文philanthrophy，针对的更像是publicinterest，是更广泛的大众，解决的是社会问题：如儿童网瘾问题，这就不是慈善问题，而是一类群体的社会问题。什么是更美好？在界定什么是更美好的时候，要考虑到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关怀，在推动发展时，要考虑到民族特性、文化特性。
刘培峰：慈善在西方的概念里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悲天悯人的情怀；第二个是分享。我是因为上帝得到成功，我现在要和大家分享，以回报上帝。
金锦萍：我拉回来讲慈善文化，有这样五个角度：
1）宗教还是世俗？谈到西方慈善，逃不脱对基督教的梳理。基督教讲天堂和快乐本身就是精神性的，慈善本身是通往天堂的途径。中国的慈善到底是从宗教还是非宗教、世俗的方向去分析？其实中国的慈善一直是民本主义，中国慈善文化的构建还是要回到儒家。
2）人性还是神性？如果慈善文化建立在神性基础上，很多问题是不需要验证的，本身是超越的，是上帝、真主要求这么做的，不需要解释；但是放到世俗，就要去解释为什么人性有善？所以会出现人性和神性的争论。善和恶一直是道德交战的核心。
3）理性还是情感？修诺、卢梭，他们主张慈善、道德和理性是无关的：人的慈善来源于人天然的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但是这种情感论也遭到批驳。另外一种观点，马克思韦伯把慈善看成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会计算成本和收益，但价值理性并不期待回馈，慈善理性的人往往被看成是价值、道德的典范，从不计较后果和代价；而这从工具理性看就是非理性的。但是韦伯也认为，这种投入还是符合理性的判断，这种投入还是有追求，是人类的自动选择。
4）利他还是利己？很多慈善的人是利他主义。注定有这么一种人，其他人生活境况的改善就是他们的快乐来源，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去为慈善、公益服务。但还有一种理论，为什么有人愿意去做看起来非理性的事情？原因有两种，一种是恶的推断，这些人尽管不以营利为目的，实际上还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物质利益等；第二种推断，这些人可以通过慈善获取私利，不过这种私利不是金钱的，是社会地位、荣誉和权力，所以这些人还是利己的。另外一种主张利己的观点是出现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中，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美国人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只相信德行是有用的，每天都按照这个信念去行事。美国的道德家绝不会劝他们的同胞们去表现自己的伟大而牺牲自己，他们宣称这种牺牲精神对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同样是必要的。
5）义务还是权利？康德也排斥情感的道德价值。有责任的行为才是真正有道德价值。所以在判断道德价值时，非常重视动机是不是有责任的承担。如果去拯救困苦的人士，是对他人的不完全责任，从这个角度说，康德认为慈善是义务论。但现代慈善更多认为是权利论。但是一讨论到义务和权力，又会回到宗教的讨论。
关于公益和慈善，从我的研究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已经趋同了。如果细究，这两者之间是交集关系：公益并不排斥政府参与，它是公共利益，政府是最大的公共事务的承担者。而慈善，我们强调它的民间性，在慈善事业里面，政府是隐退的。但是在我们当前语境底下，无论是立法还是相关论著，这两个词已经作为同一意义在使用，可以通过上下文来判断这两个词的意义。
另外我们做过一个法条的梳理，在中国的立法中，“公益”出现的频率要大大高于“慈善”，这与我们原来的意识形态有关。在以前官方的语言中，“慈善”是不出现的，直到上世纪中期，才出现慈善的概念，本来是想有意识的撇清政府角色，但是没有达到目的。在英文中charity，更多翻译成慈善，和宗教有关联性；philanthropy更多翻译成公益事业、慈善事业。我在研究中基本把这两个词统一，只要在上下语境中理解就行。
邓国胜：慈善，更多是民间性的行为。我想旧公益和新公益可能有两个方面的不同：一个是理想抱负不同，旧公益只是扶贫济困，而新公益更多的是博爱的胸怀，要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让更多的人去受益，而不是救助几个人。第二个，新和旧的差别，在于效率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提倡新公益。传统慈善，像陈光标，是传统慈善，只要表达了我的爱心，至于其他的无所谓；而新公益，不仅有爱心，表达爱心，还在考虑在公益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受益。所以新公益追求更大的理想，更高的效率。
金锦萍：我们追求什么样的慈善？我们追求新公益。第二，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市场经济背后有宗教信仰，有上帝在看着你呢。西方是他律，而中国儒教是自律。所以在市场经济下，光靠我们传统文化的儒家是不够的，而中国世俗化的佛教也不够。所以要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慈善文化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这是我们要深思的问题。中国慈善现在主要有两个募捐方式：1）感人故事的动员模式，激发人的爱心、悲心，在被动员的情况下才会激发；2）行政命令式的劝募。
元志中：慈善更多的带有情感色彩，公益更多注重客观公允，更多理性，外延更大。
师曾志：从传播上，要把慈善和公益的概念理清楚。我不同意把两者混起来，我觉得还是要有区别。慈善和公益区别很大。从历史上来讲，慈善是一直存在的，而公益是随着国家主义的兴起、民主主义的兴起、国家和个人之间关系的改变，而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慈善”更加从道德角度讲这个问题，“公益”更多从权利意识来讲这个问题。再有一个，慈善更多是从感性方面讲：爱心、悲天悯人，自我完善及理想的实现；公益更多从理性方面讲，更多是利益诉求。传统慈善可能更多的强调意识形态的教化，而现代公益的特征是制度化和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重要，但不是新公益唯一的追求。在新公益发展中，要更关注多样性、创新和想象力。慈善和公益这两者没办法分开，最终的道路要合在一起。现代传播的特点，是可以把好的东西传播坏，或者把公众认为不好的东西传播得很广。在中国，新媒体促成了公共空间的建立，起到一个监督、共享的平台作用，尊重每一个人的思想、观点，形成一个平等的平台，最后达到公共的善。理事长提出来，怎么样是更美好的生活？《身份与暴力》一书中说，我们只是用某种单一的维度来对人群进行标的。我们做传统公益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有地位、有能力、有财富，所以我们要来救助他们，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对地位不平等的合法化的认定，一种傲慢的认定。今天理事长提到的新公益，我想是要切除掉我们身上的以单一维度对人群的划分，要培育互惠的平等精神：我只是在财务上对你有一些帮助，但并不是在人格上、尊严上有优势地位。也许受助者的很多品格，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新公益应该是从隐含的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迈向互惠的平等。这是更美好的，这也是新公益的精神。
方文：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讨论中西方问题时，我们预设了一些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我们今天思考的框架是建构在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想象，或者我们自己对西方人、东方人的想象，因此可能我们发现的这些差异，慈善文化的差异、宗教的差异等等只是表面性的。刚才提到宗教，不同的宗教都有最低限度的共识：像“爱人如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有这些可能会作为人类物种最低限度的能力准则。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存在慈善文化的精神，就是对生命的敬畏，人人平等，爱人如己。那些表现出来的差异只是因为历史、传统、生态、环境等的不同而带来的，并不具有某种本质性的意义。刚才还提到西方人虔诚，中国人功利，而实际上并不一定。西方各种的迷信、巫术、民间宗教在中世纪也大量存在，现在也大量存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和我们中国的境况是一样的。第二个问题，在开杰的解决方案中，过多的把依赖放在公权力的自我约束之上，而现代社会，师（曾志）老师认为，是对公权力的不断的制约。实际上当代社会的发展，公益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对公权力扩张的抵抗。所以慈善或公益活动的目的，可能是培育对抗权力和资本的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这可能也是要关注的问题。
汪亦兵：我认同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起源的产生》中表达的，人的慈爱和自私都是天性。新公益学社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用一个新的方式看待问题、发现新的方向、视角，同时又会对社会有帮助，对苍生有帮助。提出“新公益”，并不是说公益问题本身是新的，而是看待公益问题的方向、视角、方式是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开杰引论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慈善文化发展水平低。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研究框架、方式、思路都是西方的，但是我们看待的问题却是中国的，而且没有从中国本身来分析，这样是否会产生偏颇？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益水平是以捐赠来衡量，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并没有统计进去。我们作为新公益学社，能够从与一般的研究观察角度不一样的方向来看，是不是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本章中，王平理事长的文章《构建公益组织效率指标体系—— 几种可能的角度》，从多种角度提供了对“公益领域效率指标”的思考，从公益组织创新的角度回应了汪亦兵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 编注）此外，文化和价值观，利他和利己都是天性，不能完全区分开。所以教化的作用很大。新公益如果能在倡导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倡导，是会改变人的思想和看待问题的方式的。我同意师老师说的，慈善是个人行为。慈善的功效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情感，政府是维护社会秩序，市场是创造社会财富。社会没有情感的话，很难真正很好的走下去。慈善是维护和抒发个人情感的很好的媒介，公益是一个利用社会资源的公器，一定要受到社会约束，要讲效率，需要受到广泛监督。公益如果没有广泛的慈善基础，也做不下去。新公益，就是在公益领域有很多新的现象，我们可以去研究，从而形成看待公益的很多新的方向、思路。
朱卫国：慈善文化是慈善的一种光芒，是一种更大能力和责任的光芒。中国人讲“达者兼济天下”，“达”是一种游刃有余的自由，而“穷”是一种捉襟见肘的状态。刚才开杰的引论中说中国的慈善不如美国。我觉得慈善纯粹是民间的事情，慈善力量弱说明民间的力量弱。这是本质。非公募基金会目前发展得这么好，说明第二部门内某些人的能量已经到了“达”的状态。他的能量、责任开始去释放，就开始有了光芒。
北京师范大学 韩俊魁：西方主张性恶论，人有原罪。中国是性善论。性善论的国度里面为什么捐赠少于性恶论的国家？性善论的国家为什么没有捐赠激情和慈善市场的发育？马克思韦伯一致在寻找这种差别，包括资本主义为什么出现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我认为新旧慈善并没有一个分水岭。传统慈善中西方并没有什么差别。西方社会福利里面的三种主体：初级群体（宗族，亲友），宗教组织，国家。国家在近代以前就三种功能，赋税、部队（保障安全）、赈灾。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大规模的提供社会福利。随着罗斯福新政国家功能的体现，现代福利、多元福利的供给才开始奠定。在马克斯韦伯的追问下，我就在想，慈善到底是怎么来的，NGO组织到底怎么来的？我们讲的是西方的东西，西方的现代慈善是随着市场经济，随着财富的积累才出现的。现代慈善出现的原因并不是靠二元论的解释。对此我归结为三点：
1）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出现，这是必须要有的。中国有制度上的原因，但是最主要是公民意识。刚才有人提到富人的自保，我觉得并不全是这样，富人在任何社会，他的自保手段都要比穷人多。当时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鼓励社会工作者、NGO参与。如果我们简单归结为宗教的话，可能很难区分出东西方的差别。中国的宗教对政府的依赖关系，西方宗教的博爱在中国没有出现，西方的NGO大多是从宗教发育出来的，但是在中国的发育是不完善的。而且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在中国始终是有差序格局，而这种差序格局导致慈善的单向不平等。中国和西方观念是不一样的，包括慈和善，观念不一样，这在汉语里面是单音节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慈善”观念。我们讲文化，我们讲性相近，习相远，性相同，但是习不一样，习才是文化。在西方这种善恶是对立的，但是在中国，人性和神性是可以转化的，中国的历史人物是可以变成神的，而西方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宗教是迷散型的、扩散型的，神性是可以分布在每个人身上。所以我觉得这导致了公民意识和公民权利的发育在中国慈善的受阻。如果用二元法则，中国肯定不如西方，但是中国有自己的慈善方式。
2）和政府的让渡和组织的竞争有关系。伊莉莎白出台了很多法律，一直到济贫法，当时出台这些法律，是担心流民会对统治出现危害，并不是出于怜悯之心，但是从14-19世纪，开启了政府去从事公益的先河。但中国，更多的是个人化的行为，不是组织化的，政府不希望民间组织化的行为，会威胁统治。而西方的人是完全可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所以这是在政府让渡和组织竞争上的中西差异。
3）财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中国财富观念和西方差别大。中国文化里面包括中国姓氏的延续、血统的延续，中国有专门去找家族谱，续家谱，是为了增加自己血统的高贵性。而西方除了中世纪少数残留下来的贵族，很少有从姓氏上面延续下来文化的意义，只是一个姓而已。所以我们财富的观念，常常把财富留给子女或者放在坟墓里，觉得子子孙孙是可以享用的，所以财富的象征观念，中西方是很大的。现在很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对财富的观念已经发生变化的。以上三点是我觉得在谈慈善的时候是绕不过去的。
王平理事长：关于对慈善和公益的区别，我当时无非是想个人和组织化的区别，我做基金会，做新公益，不妨碍我还在做慈善，慈善是反映人的情感，也是一种需求，不要求个人回报的需求，只要我有能力我就去做。但是一旦变成组织化的，有社会动员、媒体倡导，有组织化，那个慈善就不一样了，有组织化一定要带来专业化。现代的慈善有的时候说情感和激情上退却了，就像过去传统的手工作坊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做出一个艺术品，而现代的工厂只是效率、产量，没有情感的赋予。这就是为什么友成要提“爱心传递”是永恒的慈善主题，就是为了避免组织化带来公益慈善的官僚主义异化。这就需要公益管理上的创新。
“社会企业”与“公益创投”——当今公益领域两大新概念的辨析：
新公益学社第二次、第三次专题研讨会言论辑要关于“社会企业”—— 第二次研讨会(2010-05-08)言论辑要
概念辨析：什么是社会企业
邓国胜：就历史而言，“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出现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1994年OECD就有自己的明确定义。目前，这个概念在全球风生水起，在欧洲许多国家纷纷立法支持社会企业，在美国，许多名牌大学设立相关课程，来自名牌大学的许多毕业生也纷纷创立社会企业。就全球而言，在概念定义这个层面，却尚未形成共识，欧美之间就有很大的不同。欧洲许多国家已经立法用以管理“社会企业”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而在美国，人们更强调的是“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差别是和制度环境相关的。社会企业既可以来自传统的非营利领域，也可以来自传统的营利领域，社会企业就是介于非营利领域和营利领域之间的平衡性框架。而社会企业家的来源则更为广泛，不管来自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只要符合社会企业家的特征，都是社会企业家。虽然社会企业尚未有统一定义，但对社会企业的内涵应该满足的基本特征，认识比较一致。一般而言，社会企业应满足：1、以满足社会目标为第一需要；2、创新性；3、可持续性；4、应用企业经营的一些管理模式，来维持组织的运作。尤努斯则特别强调，社会企业不能分红。
陶传进：从组织形式或目标来讲，把社会企业视为非营利和营利之间的过渡并不能解释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社会企业的出现和下面三种情境相关：1、以前不求回报的服务因为受助者的经济状况好转而收费，产生的收入可以持续为社会服务；2、将一个企业挣的钱，投入到一个公益领域，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3、公益领域中蕴含了商机，商业资本借助公益而营利成为可能。
金锦萍：我从2007年开始关注社会企业，当时认为应该慎用这个概念，原因是中国刚刚从市场领域里面分离出非营利组织，如果新引入这个概念，是否会影响上述分离过程，是否会影响非营利组织的成长，从而成为政策部门和立法部门阻碍非营利立法的借口。
社会企业，就概念而言，欧美之间有差别。美国不说社会企业，原因是其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所以没有必要用另外一个名称特定化。欧洲曾经对各国的社会企业的信息汇集，做过一个叫“社会企业在欧洲兴起”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对社会企业的理想形式提出了九个条件：1、持续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活动；2、高度自治，是一个司法主体；3、有高层次的经济风险防范；4、受信工作的最小化；5、具有服务社会的名称目标；6、公民群体的积极行动；7、决策权不来源于资本，用合作社的形式体现的更为明显；8、具有共同参与的特性；9、限制利润分配。社会企业概念的本土化，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1、我们希望用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来支撑哪些组织体，我们是否需要将其特定化为一种组织形式？2、一旦特定化以后是否会出现之前的担忧？我国的社会福利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都应该被视为社会企业。对此我们需要思考，现有组织体的概念之外哪些内涵是社会企业有而我们不具备的。如果现有的组织体已经符合社会企业的基本内涵，我们是否需要引入一个新的概念。现在看来，必要性是存在的，但要指出，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不要指望这个概念本身或者是这个组织体本身可以带来政策上的优惠，归根到底还要看到所有权的结构。这个概念对中国的现实非常有意义，我们必须要唤醒有能力和有热情去从事某项事业的人，他在选择各种组织体的时候，除了传统的商业企业的形式和传统的商业机构的形式以外，还有第三种形式。
社科院 葛道顺：社会企业的兴起和三个全球背景相关。1、政治上的转变，依靠社会力量解决诸如福利等社会问题；2、经济上的转型要求非营利部门要在一定的范围内采取企业的方式来增加自给自足的能力；3、社会融合和社会共识。上述三个相同的问题在各国表现程度却各有不同，加之欧美法律体系不同，导致对这个概念的认识和法律规制也有较大不同。在中国，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传统事业单位都在做类似尝试，用做项目的方式来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典型的案例如：天津鹤童、上海华爱等等。虽然登记性质彼此不同，但项目的目标是符合社会企业的基本特征的，即，符合社会性目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定义社会性目标。传统的营利性企业也必须满足社会性目标才能生存。
恩派NPI 吕朝：我在想，讨论“社会企业”这个概念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一则在全球都没有形成共识，二则在实践中，社会企业家本人并不关心什么是社会企业。这说明这个实践本身就是要打破以前的框架，要冲破传统对营利和非营利的界定，现在我们急于用一个新框架来重新限定是否合适？日本的大地株式会社，是非常典型的社会企业，20多年以来，它就是从一个传统的环保组织转变为一个社会企业。在我们的实践中，社区服务中心收费也可被视为一种社会企业的倾向，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找到慈善资本和营利收入之间的一种平衡，收费太多就会失去慈善资本以致于影响来自慈善资源的资助和补贴。另外，慈善资源很难容忍一个组织既有资助也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还不是讨论定义的最好时机。尽管如此，在中国引进社会企业还是有必要的，它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改变：1、改变社会对慈善的认识：慈善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实现；2、社会上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参与社会创新；3、并非慈善资本才能进入公益领域，商业资本也可以进入公益。
王平理事长：就概念而言，社会企业仍然有很多争论。在实践中，我们也遇到很多诸如是否分红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友成更加强调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我们的担忧是，如果给社会企业一个过于严格的定义，是否反而会阻断社会企业所强调的创新的灵魂。类似因为定义引起歧义的概念是社会创新，所以友成提出了新公益的观念，强调用新的方法、新的理念、新的技术、新的思维、新的模式做公益，所有的这些新东西都比原有的更有效率、更公平、更可持续。不管是社会企业还是社会创新，或是友成提倡的新公益，都必须满足3A这个标准，即Aim, Approach, Action。3A就代表了社会企业家精神，不管它是来自于哪个部门。
丁开杰：在欧洲，社会政策的重心从社会贫困问题向社会排斥问题的转变，涉及到的非常深刻的一点就是人类关于发展的一个新认识。社会企业的产生是和现代公民社会思潮相辅相成的。在社会企业概念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必须从两方面同时考量。一个是社会企业的工具性目标，即通过社会企业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组织功能；另外一个是价值目标，即社会企业倡导什么样的价值观。关于社会目标和社会问题的界定问题。虽然所有的商业企业客观上也解决社会问题，但社会企业要解决的是当前最难，但是被政府所忽视，同时传统的公益或者商业企业无力解决的社会问题。解决这类问题需要通过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讲，友成提倡跨界就是一种创新。
刘培峰：第一，对“社会企业”加以定义时，创新是关键，但问题是：如何定义创新。第二，中国出现了很多类似的社会企业，需要对这种现象出现的背景进行思考。一个是理论背景，另一个是现实背景，那就是一般的民非是想营利的还是不想营利呢？其实是想营利的。因为民非是政府投资不足或者是社会投资不足的产物。另外，已经积累了一定规模的基金会也希望探讨一种资产保值的途径，社会企业是把基金会资金盘活一种可能方式。最终总要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上，要回答的问题有：1、在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之间需要做出选择；2、以分红与否，还是以活动范围作为界定的标准。
吴稼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界定社会企业，把这四条概括起来，给一个最佳的答案就是社会企业就是社会性优先于企业性的社会组织。1、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这是社会企业的第一要义。2、被服务对象和被雇佣者优先于股东。例如我们国家的福利企业，残疾人，这是被雇佣者，对他们这样的被雇佣者和被服务者的对象福利的考虑优先于对股东回报的考虑。3、社会责任感优先于利润；4、创新优先于守成。
甘东宇：社会企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目前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在目前的时空条件下，很难对社会企业有准确定义。社会企业的核心是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是否能够用创新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应当成为主要的标准，而不特别关注是否分红。
方文：如果说社会企业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社会企业家是一种新的角色或者是社会分工当中的承担者的话，那么我们说某人是一个卓越的社会企业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来评判或者是来共识性地理解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或者是这样一种新的身份。如果社会企业家是一种社会角色，那么其职业成就感，声望或者是抱负是怎么样的；公众对于这样一种新的职业或者是新的社会角色的理解和判断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或者是这样一种新的社会角色的问题，也是社会学的问题。
元志中：收回投资资本应该是对社会企业的基本要求。在香港的基金会章程里面通常有一个规定：基金会成员是可以给基金会借款，并且可以收取一个优惠的利率。收回借款，相当于收回投资的资本。关于分红问题，对商业企业而言，这只是每一个企业的自我选择，经理层向股东会、董事会一层一层申报，分配机制、分配政策是什么，多分还是少分，法律对此没有规定。那么社会企业是否也应该遵守一些企业的基本特点？
丘晴晴：没有疑义的一点是， 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个值得倡导、推崇的概念。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益领域，都需要倡导这个精神。对“社会企业”加以定义，实质上是为了建立相应的规则，而规则是为了提高效率，遵守这个规则就可以带来某种优惠。因此我们要知道是在什么层次上讨论定义。如果是基金会制订规则，基金会能配套给什么，政府制订规则，政府配套给什么，企业制订规则，企业配套给什么？友成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更好的支持创新的机制，而不仅仅是定义。社会企业还必须面对的一个困难选择是，当社会企业面临着自身生存问题时，它如何平衡其社会目标和生存目标之间的关系？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商业企业的成功是可以用财务指标来衡量的，那么社会价值如何衡量呢？如果不能衡量，如何体现社会企业在社会方面的价值。（关于这一问题，本书第二章《王平理事长谈公益组织的效率指标》一文提供了对公益领域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案。——编注）
汪亦兵：社会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许需要满足许多特征，但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也是必要条件。1、这个组织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必须进入交换环节，进入市场。政府购买和政府资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不分红；但是原始投资者可以要求得到除原始投资之外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可以按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来计算。
问题一：当前中国是否需要发展社会企业？
汪亦兵：总的来说，社会企业的出现是不仅是一个思潮，也代表了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一种趋势。这种趋势既反映了公益领域的向往，也反映了市场领域的愿望。这个趋势反映了社会层面的马斯络原理，即人类在总体财富生产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必然面临某种内在的变革，这是必然。
葛道顺、刘培峰：就中国而言，从社会需求远远不能被满足这个角度来说，用社会企业这种创新方式来满足需要是绝对需要的。目前，我们每年的灾民大概有7000万，残疾人大概有7000万，各种贫困人口也将近7000万。但大约只有30%的需求被得到满足。慈善供给不足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总量不足，第二是现有的供给方式还不能满足需求，我们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创新来满足需求。
刘培峰：但应该加以注意的是，面对“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时，政府、公益基金会以及社会草根组织的期待却是不一样的。政府期待通过典范工程解决问题；公益基金会希望在传统的资金募集和资金使用之外找到可持续的机制；而一般的社会组织则希望得到税收上的优惠。这种差别决定了我们最终必须建立严格的法律规定：谁能够得到优惠，谁不能够得到优惠，我们优惠采取什么形式？这一点很重要。
问题二：中国发展社会企业需要法制方面提供什么保障？
金锦萍：就总体来看，目前还没有可能在中国就社会企业进行立法，虽然实务界、理论界对此会有实践，但尚无可能在政策层面有所突破。但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以下几个方面探索相关的法律环境：1、是否有可能对这些组织给予政策法规方面的优惠，例如通过税收、政府采购或补贴。例如可以学习国外的经验，像英国，英国有一些专门的计划，或通过资金补贴、或通过登记程序减免、降低年报报告制度标准等方式来支持社会企业，有的时候会就某一些领域的社会企业给予特殊的税收优惠。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许会有类似的政策出台。2、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企业在中国到底选择什么形式，是作为民非登记还是作为企业登记，需要有所确定。民政和工商目前都没有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所以他们也不接受社会企业的申请登记。可能的方式之一就是拓宽现有的范围，另外，还需要对工商登记的官员进行必要的倡导培训，改变他们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才是关键。
吕朝、金锦萍：关于登记，在实践中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值得推荐。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同时注册两个组织，一个是民非或社团，是公益的承担者；另一个是企业，作为经营性实体。这样，民非或社团可以全资拥有这个工商企业，企业用经营所得来回到民非这个实体中。唯一需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关联交易问题。随着对关联交易管理的细化，其中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金锦萍：在中国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产业优惠政策。比如说一个养老院，无论是工商登记的还是民非登记的，税收是一样的，实际上没有必要选择这种组织形式。按道理来讲，产业优惠政策不得优于组织优惠政策，我们现在的优惠政策完全是拧了，这是我们发展社会企业的障碍之一。
问题三：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企业
王平理事长：发展社会企业首先需要倡导。为了做好倡导，首先需要研究，需要研究国外的理念和成功经验，并将这些研究传播给社会。需要建立类似智库的组织，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导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中的领导层的观念，包括通过论坛、培训、在职教育、网络学院等方式，对不同的人群进行社会创新领导力的培训。这是友成的定位之一。发展社会企业还需要推动实践。真正的社会创新来自社会第一线，因此作为基金会，应该尽最大努力去推动、催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创新；同时，要通过广泛的案例研究，把社会创新实践中发现的新方法、新机制、新模式推广出去。
陶传进、汪亦兵：发展社会企业，事关观念变革和制度创新。它首先要求大家有开放的观念，要有求同存异的心怀。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使命，例如有些组织是社会企业的实践者，有些组织则承担了社会企业催生者的功能。来自不同部门的不同的组织以及来自同一部门的不同组织，都要尊重和允许别人的创新试点。不管是从政策还是从法律层面来讲，要开放这一新领域，公益组织进入，想要创业的人也可以进入，这是需要法律环境的。推动法律环境的建设，这也是大家需要做的事情。
汪亦兵：正因为社会企业尚处在试点阶段，要求国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做出统一和刚性的规定还为时尚早。这种现实恰恰为友成这样的基金会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它具体体现为：为社会企业提供一个模拟的政策环境，例如可以进行模拟免税的实验，模拟治理方面的尝试，如果成功了，再上升为政策层面的实践。
王平、邓国胜、金锦萍：就中国而言，当前社会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人才的匮乏，关键是如何发现和培育社会企业家。在这个方面，友成有强烈认同。一方面，要建立人才发现机制，同时要有人才培养机制。友成目前正在构思成立社会创新学院，这个设想得到尤努斯的大力支持。
王平、刘培峰：此外，要进行重点的案例支持和案例研究。所谓重点案例支持，就是要在国内有目的地选择若干个社会企业组织进行支持，以此摸索社会企业的成长机制。重点案例研究也包括研究和传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案例，以此在中国进行传播的主要内容，对中国的社会实践者起到启迪作用。
问题四：社会企业、公益机构和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
丁开杰：商业企业与社会企业有诸多区别。第一是在目标上的区别，社会企业的目标肯定是以社会公益和社会价值为目标的，商业企业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第二是人员结构上的区别。商业企业一般来说不可能去运用志愿者的资源，但是社会企业有志愿者资源的概念。第三是资金来源上的区别。商业企业资金的来源更多是从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过程中产生的，投资者投入产生的；但是社会企业的资金来源包括捐赠的资源，政府补贴的资金，也包括自身本身有的一些产品和服务供给过程中从交易中获得的资金。第四是资本类型不一样。商业企业的资本我们通常比较熟悉的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但在社会企业，除掉上述资本之外，更重要的是社会资本。第五是利润分配方式。商业企业肯定要分红。但是社会企业对分红有严格限制，遵守资产锁定原则。这个原则导致了二者在治理结构上的差异。商业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股东大会，而社会企业是理事会，对利益相关人负责。第六是组织结构上的区别。社会企业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有可能是民非，有可能是慈善组织，有可能是政府部门，也有可能是商业企业本身演化而来。
汪亦兵、吕朝：公益组织、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某种可逆的转换关系。若从可持续性的角度来说，社会企业对公益组织是个进步，商业企业对社会企业是个进步。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认识，如果一个社会需求可以用市场的方式解决，那就应该是最有效的方式。事实上，如果一个社会企业已经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那么商业资金一定就会进入这个领域。
吕朝：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之间也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别。和企业家相比，社会企业家必须至少体现两个方面的特质，第一是在现有的环境中是否具有坚韧不拔的个性，现有环境下，坚持比能力更加可贵；第二，对人类的苦难是否具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同情。社会企业家应该是具有侠骨柔情的特质。
方文：但是，在教育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在培养潜在优秀的社会企业家时，我们不能设定做优秀社会企业家的某种类似道德优越感的特质，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应该向所有有抱负的人开放。
问题五：社会企业的成功要素是什么？
金锦萍、王平：社会企业家当然是社会企业最主要的成功因素。社会企业家必须既有公益人士的情感和胸襟，又具有企业家那样的能力和才干。能否准确定位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企业的重要成功因素。商业企业很简单，利润最大化是主要目标，极端地讲，选择无涉领域。而社会企业则不同，首先要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要准确地定位社会问题。准确地定位社会问题，也就是具备使命感的前提，一个社会企业家要明白他到底想解决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刘培峰：组织管理能力和团队建设能力也非常关键。如果要从公益草根组织向社会企业发展，意味着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的全面改变，管理的跨度和深度都加大了，对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问题六：社会企业是第三部门吗？
从特征上来看，社会企业横跨第二部门和第三部门，兼具这两个部门的某些重要而关键的组织特征。从社会目标来说，社会企业更应该属于第三部门。
问题七：如何认识社会投资？
丘晴晴、王平：首先，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根据世界银行社会资本协会(the world bank’s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的界定，广义的社会资本是指政府和市民社会为了组织的相互利益而采取的集体行动，所谓组织小至一个家庭，大至一个国家。而在中国，民间资本系指非政府、非外资部分的资金投资。社会资本是无形的，民间资本是有形的。其次，社会资本和社会投资也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讲，社会投资是一个财务投资行为，但投资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广义的社会投资也许应该包括来自政府的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对清洁能源的投资，也包括对社会企业的投资。这类投资有两个基本特点，第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社会问题；第二，投资应该要收回成本，但却不以营利为目的。
汪亦兵、金锦萍：狭义的社会投资也许不包括来自政府的对公共设施的投资—— 公共投资；它主要关注于对包括社会企业在内的公益组织的投资，但却符合上面说的两个特点。引入社会投资的概念有两个好处：第一，有利于社会企业的资金融入；第二，公益基金会因此形成可持续的资金使用机制。在狭义的情况下，社会投资这个概念也许可以用社会创投这个概念来取代。
“公益创投”—— 新公益学社第三次专题研讨会(2010-08)言论辑要
金锦萍：议题定的很基础—— 公益创投的含义、现状和发展。看完资料，我发现公益创投用的是投资的概念，但是不是投资；它的核心是公益，要把商业创投的一些经验、管理理念、信息传递到，或者说移植到传统公益领域里面，使得传统的慈善界或者是第三部门有一些抵触和质疑。因为对投资者来讲非常关心的就是绩效评估问题和受益问题，但是在公益领域里面非常难的就是绩效评估。事实上慈善领域的很多人从事事业的方式的确有别于其他领域，比如说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功利，可能会关注非常长期的绩效，而这个绩效是短期内根本就反应不出来的。
元志中：其实风险投资是一个既新又古老的概念。严格的来说风险投资的资金或者是资本就是一种对冲资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长期投资，风险投资也是一个典型的资产组合，博取的是资本收益，是一个典型的投机性的投资。风险投资首先要找的是增长性，伴随着要考虑市场能量，同时要考虑核心价值是什么，基本上表达的都是知识产权，也一定会去认真的看待项目的治理和管理水平。
风险投资是一个属于微观市场的运行行为，追求的是资本受益，本质就是逐利的交易，不会是一个公共行为，也不会是一个慈善行为。一般外资的投资公司不会去投资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的领域，这就是在表达投资者的社会责任。
葛道顺：公益创投的概念是1969年由美国慈善家洛克菲勒三世提出的，旨在用一种风险投资方式解决社会痼疾。半岛社区基金会在1984年的年度报告中再度使用了“公益创投”的概念，用来描述一类充满活力的新生代慈善家：他们的特点一个是年轻，二是思想比较活跃，更多的来自于商业领域，是年轻的、新生代的慈善家，推动了一种高度参与的，新的，慈善的资助方式。现代形式的公益创投是20世纪的90年代在美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2000年以后在英国形成气候，并在欧洲大陆迅速传播。2009年起，在亚洲的印度、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发展起来。2010年，亚洲公益风险投资网络建立。
美国、英国或者是欧洲、中国的专家对公益创投的定义是五花八门。在公益领域运用商业创投的规则，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和含义。第二，使用风险控制的手段，本身不是规避风险，实际上是知道有风险，采取了一系列风险预知的方法参与公益事业。第三，制订长期的发展，要看到一个长期的对社会或者是对投资领域的发展的效果是非常缓慢的。第四，强调金融和公益专业服务的结合。长期投资期间，公益创投资金对被投资者要提供手把手的支持。对投资目标来说，支持的是具有社会目标的组织，等于说这个组织或者是这个项目解决的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公益创投的概念是一个演化的概念，从以前的传统慈善，传统公益上演变过来的，并不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概念。公益创投的一些特征：欧洲公益创投风险协会提出了公益创投六个方面的特征。第一，长期资助；第二，深度参与；第三，量体融资；第四，能力建设；第五，绩效评估；第六，资金外支持。公益创投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的参与：第一，金融资本；第二，智力资本；第三，社会资本。
公益创投的副特征是分析了被投资者的特征，或者是公益创投本身的一些想法。第一个是目标组织，投资对象主要的类型：首先是一些非营利的，没有分配的产品、慈善的、社会股权的企业，还有一种是社会力量驱动的企业。第二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创投活动投资的是一些收入比较小的公司。对投资者，领导层有一个倾向，投资者组织的领导可能是一个能力比较高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这类领导层特别愿意投资社会企业。绩效评估方面，大部分的公益创投的绩效评估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绩效评估应该给商业创投机会，只有一部分的公益创投采用了平衡积分卡的方式，整个这一块发展比较缓慢。
来自同行的支持和项目的学习也是公益创投的一个关键的特征，会有一群公益创投资金的组合，他们之间会相互的交流，彼此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讨论投资期限或者是退出战略。公益创投不是没有时间限制，不提供全面的、长期的金融服务。公益创投覆盖了一个连续形态的组织分布，从传统的慈善组织到社会目标驱动的商业组织。美国的公益创投现在基本上主要还是以无偿的资助为特征。欧洲在美国的基础上更具有创新型，亚洲的公益创投是从2009年开始的。刚才讲了欧洲的创投除了无偿的资助之外，还采用了债券、私人股权融资、抵押贷款等等金融工具，包括对收益的分层，公益创投都在尝试。这有一个交汇点：从传统的慈善投资到单纯的传统的风险资本，在中间交汇这一点被看作是社会风险的投资。这个领域怎么结合？一是这个范围并不是十分的广泛，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非常好的答案。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另一个是话语体系，引用商业领域的工具到公益领域来投资，公益性等等这些话语，怎么跟商业领域的话语进行对接，比起公益创投资金跟被投资的企业，或者是被投资的社会机构，怎么建立一种快速高效的反应系统，在目前的沟通是非常困难的。
金融工具的问题：商业风投里面股权的投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社会机构的投资领域，股权和债权会受到相关不同国家法律的规定是不一样的，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会存在很多的障碍。所以在公益风投里面，金融工具怎么去创新，以至于要更好的适应公益机构的特点。还有非金融增值服务，商业风投的这些专家到公益领域指手划脚，实际上许多增值服务并不能对下药，并不能起到效果，这一块的增值服务怎么去做有待于总结。绩效评估和社会影响从整个的社会领域本身发育就比较滞后，社会效益的评估与经济效益有广泛的交流。这一块如何评估，你不能连续的投，都要依赖绩效评估，如果在绩效评估方面不能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我想也会影响公益创投持续的投入。商业创投的目标可能是比较清晰的，但是有社会目标的组织的成长模式是比较模糊的，组织机构成规模的增长，这个并不一定是他的绩效，也不一定是他的最终效果，所以对所投资社会机构的成长模式怎么去设定，这个很重要。
公益创投是对整个公益领域的发展起到的是一个主导的力量还是杠杆的力量？在美国统计过，所有创投的资金，占公益领域投入的资金1.2%，在英国和欧洲的投入量非常小。这么低的比例对公益领域的发展能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这样去看，目前还是起到了倡导和杠杆的作用的。
何增科：我们这里面有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有公益创投的概念，这两个各有利弊。公益创投的概念可能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有了慈善风险投资这样一个概念。
邓国胜：如果用创投，感觉是创业的阶段。从欧美的经验和实践来看，也不完全是创业。投资这个概念好像也不是特别准确，不完全是一个投资，投资是要有回报的，其实还可以捐赠，也可以是资助。
元志中：公益创投落到风险投资这个概念，给出去的钱最后怎么处理，其实这是一个关键。要不要收回来，哪怕我不要利润和利息，但是本钱要拿回来，如果本钱也不要了，那就是捐了。这笔钱最后有没有对冲。
邓国胜：好像两种方式都存在，有的是要拿回去的，但是有的是不要拿回去的，就完全是捐给你了。
元志中：核心是有没有OWNER。比如说我们搞小额信贷的时候就有这个困扰，过去有一些小额信贷机构，它是受国际组织捐赠的，但是今天好象有一些人认为小额信贷公司注册的组织形态是社团，社团要是想转成公司形态，他就牵扯到过去受捐助的那笔钱怎么处理，股东是谁。这个问题到今天解决不了。我觉得慈善风险投资也有这个问题。
邓国胜：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元总的概念会启发我们，我们作为社会投资为什么要去投呢？不一定要有回报，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回报，而是解决社会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创新的扶贫、服务的方式、方法，那个东西的含量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
元志中：我想起了上一次讨论社会企业，上一次吴稼祥老师在那儿，总结了几条。社会企业更多关注的不是利润，利润只是为了存续，为了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手段或者是必要的因素；最重要的，更多的表达公益创投和商业投资的区别，就是公益创投更多关注的是社会问题，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
金锦萍：社会目标组织刚才道顺介绍过了，是从传统的组织一直到有社会目标的商业企业，都属于投资对象。比如说像吕朝他们搞了一些孵化器，孵化的是初创期的组织，这也是一个公益创投。我们资助给他们以后，培育出一批社会组织出来。有两个投资行为：一个是投资给NPI，投资人看中的是NPI本身的宗旨；第二个是NPI选择对象的时候，依然是一次公益创投，因为NPI做孵化，其实是面对一些草根组织，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公益创投的概念。刚才道顺讲的六个标准，观点不是在投资问题上，而是恰恰的把盈利领域的创投方法和管理标准引入到其他领域来，借用了投资者的概念。
汤敏：一般投资很清楚，用赚钱和金钱来衡量；至于社会投资，有没有可能未来我们也创造出一些指标体系，比如说解决就业，或者是解决贫困，解决营养或者是解决什么社会问题。
邓国胜：其实还有标准的，比如说看投入产出比，看效果，看创新性、可持续性、推广性等。
金锦萍：我恰恰认为在我们公益领域里面需要有我们的评估指标体系。现在有好几种体系，我比较擅长是欧洲的那种体系，可能会从相关性、产出、效益、影响力和可持续性这几个指标去衡量，在每一个指标底下还有一些小的指向。这些指向不可能完全量化，可能会相信评估者的专业水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自由裁量度。
汪亦兵：所谓的公益创投或者是公益的风险投资，这些概念的来源是商业世界，不是公益世界。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差异的。如何理解风险？商业世界的风险和公益世界的风险是完全两回事。商业世界的投资没有回报就是失败，在公益世界呢？一个组织做两年做没了，不一定失败，把社会问题解决了，这个组织就可以不存在了。我自己理解，今天谈了几个概念，一个是社会创投，一个是社会风险投资，一个是社会投资，这几个概念当中，其实家凯说的对，社会投资的概念是最符合的，我觉得在公益世界不存在风险，公益世界只要你去做事就是好事。
何增科：社会风险投资作用在哪里呢？元总刚才讲的非常明确，这就是一个沙里淘金的过程。无论是公益创投、社会风险投资，在孵化方面起的作用可能是一般的政府孵化中起不到的，社会投资和社会风险投资这二者各有各的作用。
社会投资是另外一个概念，是社会资助的概念，资助是不要回报的，但是社会投资的概念要考虑社会回报。
紧接着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强调社会创新是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这个怎么衡量？我们刚才说了衡量标准很多，推广性、持续性等，你往下研究，其实必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里面既有效益性，换句话说，也有投资回报，是把通用指标和专项指标相结合了。指标凡是量化了以后，都会有问题。但是量化以后，对投资者来说，提供一个立体化的投资，可触摸的经济，这是可以往下做的。我建议还是选择慈善风险投资的概念。社会投资的概念现在已经有了，但是用社会投资的概念的时候，千万不要说社会投资的概念就可以代替社会风险投资，不能代替的。社会风险投资只是社会投资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极其重要，是起着杠杆的作用的。
不能回避风险投资的概念。风险投资者给我们一种思考的方向，无论是我们传统的基金会进行投资，还是商业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时候，他要选择具有生命力的、最有前途的社会企业进行投资。我们现在做慈善基金会要有风险投资意识，要把风险投资的标准纳入进去。
汤敏：有了投资，后来就发展成风险投资；有社会投资，最后一定会发展出一批社会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的特点第一个主要是在前期，不管是刚开始，还是上市之前在前期投资；第二个是少量投资，跟大规模投资不一样；第三个一定要有退出机制，这几个是核心的。如果跟金钱回报完全无关，那就是慈善了，就不是投资了。一般的投资领域里面也不完全是金钱回报，其他的都可以谈。比如说投资一个钢厂，不仅仅是金钱回报，有很多就业啊、环保啊等等都可以考虑。我们可以把投资核心抓住，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做大，才能使更多的人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尖端的关系，这么多老外搞了这么多年没有弄出来。
甘东宇：风险投资也好，机会投资也好，从实践出发，我们做公益无非就是两种：一种就是我为友成的机构去做公益的项目，一种就是机构里面我们在做的项目。风险投资里面有支持机构的，有支持项目的。我想，我们普通的机构，比如说NGO机构或者是基金会的机构，第一笔钱实际上是捐出来了。如果从广义来讲，也是在选择一个投资，选择一个机构，只不过是他最后的评价体系完全没有财务流了。一个企业拿出一千万来，要建立一个基金会，是不是意味着他并没有期望这一千万给他有财务的回报，还是说这一千万带来了其他的回报，这一千万是什么？为什么要拿出一千万来投这个基金会？现在用的词是捐赠，拿一千万捐赠基金会，他成为创始会员或者是创始人。换一个概念来看，这就是一个投资，我拿一个一千万来投了这个基金会，一定有希望看到的结果，只不过不是财务的结果。我们把这个看做一个社会的回报。
方文：刚才各位先生讨论的是把两类问题混在一起。公益基金会从成立开始有两个基本的目标，第一个目标是使自己的财产不断的增值，第二个是增强社会福利。其实这个可以简化为两个基本的问题：让公益基金增值，另外是怎么样把这些基金的一部分用于直接的公共福利的成长。我们讨论了几个问题，一方面就是让我们去赚钱，让公益部门去做公益，你的规划里面十块钱，五块钱按照风险投资的方式去盈利和增值，另外五块钱就是按照公益的目标去做，纯粹的赚钱的链下和公益的链下达成一个比例，能够使基金会可以可持续的发展。如果是在公益的项目里面去赚钱，或者是在赚钱的项目里面去搞公益，是混淆了两类不同的看法。
金锦萍：恰恰是跨界的，要求两个目标同时实现，不但要解决社会问题，还要有所回报，这个回报不一定是资金上的。在公益领域里面，你不再继续投资了，他就可以自我持续的，成功了。第二种，你不再继续投资了，不再投入了，这个组织也消亡了，社会问题解决了，这也成功了。第三个，我们以小额贷款的方式，你推出的时候已经不需要贷款了，你可以把这个贷款的收益拿回去，我们民营领域的风险投资的方式，前两者，你会发现这个不一样，其实还是资助。
师曾志：为什么要搞社会创投和社会企业，或者是社会资本，实际上是企业家利润资本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得不发展。而我们今天又从公益的角度发展过程中在寻找。从资本的角度，您可以看到发展的轨迹，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寻找资本利润，后来发现资本和利润对于他们来讲，如果达到更好的话，应该去寻找社会，去帮助社会。现在一开始我们的目标是帮助社会，现在我们也开始往资本和利润的角度去发展，所以我总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深思的问题。现在其实追问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背后为什么资本的寻找，利润的获得越来越依赖于社会，而我们为什么公益的发展也越来越寻找资本和利润，这背后的东西是什么？美国有一个世界价值观测量，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当物质匮乏的时候对收入的要求和经济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年收入达到一万美元的时候发现已经不是完全的正相关，而是负相关了。当人的收入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要求会达到一定的境界。结果发现相关的是他所在的社会，资本追求社会或者是社会追求资本，这两种东西一定是有交集的。
对于社会企业来讲，更多的是需要寻找这种差异，创新，用高科技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科技的东西，还有专业化，还有能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实际上跨界合作的东西是存在的，但是更多的对于社会企业来讲还是创新能力、专业能力。更多的还是人本质的东西，公益慈善创投，公益慈善什么的，真的不要建立一个方向，我们真的是对于公益界的人士都是寻寻觅觅，而且当你开创了一个很好的领域的时候，很快就被市场化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再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且这种空间可能是无限的。在技术创新的领域里面，有一种无限的满足人们精神的，以人为本的一种东西。
方文：今天说公益创投是跨界，但不是资本上的跨界，资本本身是不能跨界的，我们慈善组织本身是一种功能上的跨界。
金锦萍：原来的捐赠者是不求回报的，我把钱给慈善机构，现在其实是主动出击，找明智的捐赠者，这些捐赠者很在意捐出去钱以后的效益。刚好公益和社会创投或者是社会风险创投，我们并不是把所有的其他方式否定掉，我们要扩展更多的资源，把内心关注资金效益的人也愿意投入到社会领域来。
韩俊魁：盈利的创投，所有权是非常清晰的，哪怕是最后中断合作，不再投了，但是依然不是捐赠型，还是投资型，只是一个违约成本的问题。非营利和盈利是两个非常大的差别，也是我们很难跨越的一个鸿沟，我们跨界只是搭了一些桥，让我们可以交流，让我们可以过去也可以不过去，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两个东西可以融为一体。我的观点，并不是公益创投在所有的公益领域都可以进入。比如说青年人的成长，包括就业，在面包坊或者是社会企业里面公益创投完全有价值开发，不可能放到一个扶贫和村庄里面搞公益创投，你就捐赠就好了。我觉得他是有价值偏好了，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葛老师的数据非常有震撼力，整个还不到0.2%。可持续发展也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大家讲到了NPI的例子，到底是一个公益创投还是传统慈善，需要我们去确定何者为先。NPI的钱是传统慈善，从政府拿钱，从福特拿钱，从其他的基金会拿钱。但是从前面的环节来看，是传统的捐赠的行为，或者是说政府购买资金的行为，后面孵化的过程带有了社会创投的一些含义，我基本上是觉得这是一个传统慈善，除非加了一些新的工具而已。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到底需要什么，非营利界到底需要什么？这个需要肯定是多元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权重或者是排序，公益创投又在里面占了多大的比重，到底是占到了哪个环节。
社会资源研究所 李志艳：在国外有一个概念叫社会责任投资，我在想当我们提社会投资这个概念的时候，有可能会把社会投资的概念和社会责任投资的概念相混淆。社会责任投资的含义是现有的企业，比如说已经上市的，我们从里面选择那些对自己的功能比较好的，对环境比较友好的，对社区比较好的，就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选出来投资，本身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刚才一直在强调量化的社会影响评估和评价的指标体系。我们在之前了解过英国开发了一个评估体系，叫SROI，就是社会投资回报率这样一个评估工具，把社会的价值、环境的价值转化成货币化的价值了。
丘晴晴：无论是公益创投也好，还是投资也好，很多时候慈善机构、基金会，包括国外的只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传播途径，让非这个界的人理解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而不要完全符合另外一个界的标准。有很多人认为公益创投或者是社会投资一定是对应社会企业，这也不一定，这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们在看到美国和英国，包括欧洲其他地方，更多的本身还是作为一个捐赠的慈善机构。他们衡量的标准是说我从最开始资金介入的时候，资源介入的时候规模是怎么样的，后来规模是怎么样的，你是否可持续运转，你涉及的人群可能从一万变成了十万或者是一百万。我觉得所谓投资，最关键是我们用了谁的钱；你用了谁的钱，就要用谁的规则。你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个钱就是我自己的，这个规则就是你自己定。比如说当我们想要去让公众的钱参与进来，让资本的钱参与进来，或者是让政府的钱参与进来，那个时候我们制定衡量标准，就需要考虑到政府、公众和企业怎么样衡量了。从比较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讨论每一个领域都包括什么，回到真正做的时候是考虑到自己的定位、长处和相关方。
马万里：风险投资最关注的一点就是它怎么长大的。社会企业其实是关注根本性的东西，我想这就是我们讨论风险投资引入到这个里面的冲突点。如果要引入风险投资在社会企业的领域，毫无疑问，我们是要关注增长，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优先秩序其实很明确。如果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说，他的发展，他的可持续性，他以后长大，这是我第一考虑的问题。如果和他的社会目标相匹配，考虑的时候，我肯定有一个优先级。
汤敏：关于退出机制的问题。现在中国的社会风险投资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小的，或者是刚刚开始的，甚至还没有开始的做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怎么退出？有人愿意接手了就可以了。衡量的标准就是有人愿意接手，接手了以后，退出来，原来资本金投了多少就拿多少，但是接手的时候，会把很好的机构，就业多少人，把这个交上去，这样把这个钱拿出来，就可以接着做了。
